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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浑噩噩、不会说不会笑的初生婴儿才具备，人们要想真正得道，就必须抛弃智慧和学问，摒除杂念的干扰，不从事任何活动，使心灵一尘不染，回到无知无欲的浑沌状态，像婴儿那样天真无邪而又愚昧无知。《老子》的这种“无知”之道明显地陷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反理性的蒙昧主义的泥坑。
从这种认识论出发，《老子》认为天下要得“道”，就必须对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善于为“道”的人，不是用“道”来教人民聪明，而是教他们愚昧。人民所以难统治，是由于他们知识太多，用智慧治国是国家的灾害，根绝智慧抛弃知识，才是国家之福。必须不推重有才干的人，免得人民竞争；不重视稀有之货，免得人民偷盗；不让人民看见容易唤起欲望的东西，免得他们的心思骚动。即简化人民的头脑，填饱人民的肚子，削弱人民的志气，强壮人民的筋骨，永远使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使自作聪明的人永远不敢妄作主张，天下从此太平。《老子》这些思想与孔子倡导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对这一主张基本是照着办的。
绝望无奈的理想《老子》认为，天之“道”就像开弓射箭一样，高了就压低一点，低了就抬高一点，过满了就减少一些，不够满就补足一些，它减少有余的用来补给不足，它最公平。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之“道”正相反，偏要减少不足的，用来供给有余的人，这是多么不合理。《老子》似乎在满怀恐惧和慨叹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长治久安”的氏族社会的远古传统正在迅速崩毁，许多邦国在剧烈争夺，有的在争夺中变得强大，然后又很快地失败而覆亡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怎么办？《老子》认为，“人道”应向“天道”学习，最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小，人民少，一切任其自然，人像动物式的生存和生活，浑浑噩噩，无知无欲，没有任何追求和向往。
人民吃得很香甜，穿得很漂亮，住得很安适，大家都生活得很习惯，用不着冒生命危险迁到别的地方去；国与国挨得很近，鸡鸣犬吠之声都可互相听见，可是人们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这个社会里，虽有各种各样的器物，但不使用它。从不迁徙，所以虽有舟车，无人乘坐；从不打仗，所以虽有刀枪，无处施展。生活也简单朴素，没有使用文字的必要，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就足够了。这么一个早已不存在的闭塞、落后、愚昧的社会，《老子》却认为是无限美妙的天堂乐土。它把这样一种社会当理想，当然谈不上先进；但我们不应将这种描绘看死了，说成是纯粹的复古反动，而应当看到美化上古，是为了菲薄今世，是老聃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愤懑、绝望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狂想。
春秋末期是新旧制度交替、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像旭日东升，逐步取得统治地位，正在革旧鼎新，开创新的政治格局。
老聃所讲的一些道理与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现实政治的需要相悖离，因而人们不理睬他。他自己颇有怀才不遇、曲高和寡的苦闷，抱怨说：我的话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实行，但天下竟没有人能了解，更没有人能实行。
我穿破衣烂衫，怀里揣着美玉，孤独地呆在暗淡的角落。这时的老聃也许做梦也想不到他本人及其著作会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经历离奇的遭际。他本是慨叹于林泉的隐君子，后来却被拉出来充当了唐朝皇帝的玄元圣祖；他本是以哲学思想反对宗教的第一人，后来却成了道教的开山始祖太上老君。《老子》这部书也在全世界和我国历史上的各个阶级中，在哲学、政治、军事、伦理、文学等各个领域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老子》的思想经过地主阶级的改造和阐释，看起来虽不像孔孟学说那么正统，老聃的声名也不及孔孟显赫，但它所受到的重视却远远超出了先秦其他各学派之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成为唯一可以与孔孟之道相抗衡的最大思想流派。有人把它视作兵书，更有人将它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术谋略。魏晋时期的玄学、文学也都受过《老子》的影响，如陶渊明及其田园诗，不但颇有道家情调，且身体力行实践着道家的教训，所以朱熹说：“渊明文辞甚高，其旨出于庄老。”
至于盛唐田园山水诗所表现的闲适的心绪、恬淡的胸怀、隐逸的情操、高雅的意境，也可以说是《老子》的流风遗韵。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曾打着原始道教的旗帜，借用《老子》书中的某些词句来反对封建剥削。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交迫，国运衰颓，危在旦夕之际，魏源等人又把《老子》奉为救世书。历代关于《老子》的注解之多仅次于孔子的《论语》，在国外也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流传着，成为全人类珍视的优秀文化遗产。
《老子》仿佛一眼深邃的古井，放下桶去，谁都可以从中汲出一掬适合自己需要的甘泉。
7 浑沌齐物逍遥游——《庄子》
那是列国争雄、百家争鸣的战国后期。当诸子或者交通王侯，或者聚众授徒，为兜售自己的学说东奔西走、摇旗呐喊、忙忙碌碌、出尽风头的时候，在宋国的蒙（今河南商丘）地，却有一个人，一面靠编草鞋维持生计，一面安静闲适地讲学、著书。他的门徒不多，屈指可数的朋友中，只有惠施算是个名人，经常找到他进行辩论。他身穿满是补丁的粗布衣服，脚穿草鞋。有时家中揭不开锅，只好跑去向管河道的小官借点米，饿得脖颈细瘦，面色灰黄。日子过得不能再苦了，但他却悠然自得，坚决不去做官。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编了一个故事，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高度轻蔑：他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对他说“希望把国内的政务委托给先生”。他收拾起鱼竿头也不回，边走边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王把它盛在竹盒里用布巾包着，藏在庙堂上。请问，这只神龟愿意死了留下一把骨头让人尊敬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两位大夫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他说：“那么二位请回吧！”这个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一生的人就是庄周，记载这则故事的书就是《庄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共有33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有的是庄周本人写的，有的是经弟子整理的他的讲话记录，有的是庄周后学的作品。
它和先秦其他诸子书一样，是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全书内容从语言形式上说可以分为“寓言”、“卮言”、“重言”三部分。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禽言兽语、离奇故事，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是属于“寓言”之列，它是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就是支离、诡诞、不顾真理、强违世俗、耸人听闻的语言，它是《庄子》思想学说的具体内容。凡是援引摘录前贤古人的谈话言论，都属于“重言”之类，它是借以申明思想学说的往古佐证。这三种形式在书中相辅而行，浑然一体，纵横恣肆、仪态万千地谱出了一曲哲学、政治、历史、社会、伦理、人生观的交响乐。
自然无为的宇宙《庄子》也和《老子》一样把“道”作为它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它说，“道”真实而有信验，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没有天地之前，从古以来它就存在。
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和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极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道”的作用是无穷的。
狶韦氏得到它，用来整顿天地；伏羲氏得到它，用来调合元气；北斗星得到它，永远不会改变方位；日月得到它，永远运行不息；堪坏（一种山神）得到它，可以掌管昆仑；冯夷（河神）得到它，可以游于大川；肩吾（山神）得到它，可以主持泰山；黄帝得到它，可以登上云天；颛顼得到它，可以居住玄宫；禺强（北海神，人面鸟形）得到它，可以立于北极；西王母得到它，可以安居少广山上；彭祖得到它，可以上及有虞之时，下及王伯之际；傅说得到它，可以做武丁的宰相，执掌天下，死后成为天上的星宿，驾着东维星和箕尾星，与众星并列。总之，“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是超时间空间的绝对，无所不能，主宰一切。“道”还是无处不在的，它可在蝼蚁之身，可在稊稗（一种含米的小草）之中，可在瓦甓之间，甚至可在屎尿里面。
即“道”是不离物的。“道”使物有盈虚而自身没有盈虚，道使物有衰亡而自身没有衰亡，道使物有始终而自身没有始终，道使物有聚散而自身没有聚散。
《庄子》又编造了一段孔子与老聃的对话，进一步说明“道”的性质。
孔子对老聃说：“今天较清闲，请问什么是最高的道？”老聃说：“道是深奥难说的呀！我为你说个大概吧。那显明的东西是从冥暗中生出来的，有形的东西是从无形中生出来的，精神是从大道中生出来的，形质是从精气中生出来的，而万物都是依各种的类型互相产生的。道的来临没有痕迹，离去没有界限，没有门径，没有归宿，四面宏达皇皇大通。顺着这个道，四肢强健，思想通达，耳目聪敏，他的用心不劳苦，他的应物不拘执。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运行，万物不得不昌盛。这就是道呀！”不难看出，《庄子》阐释的这个神秘的“道”就是一种绝对的精神力量。它瞧不见摸不着，既不能用感性感知它，也无法用理性认识它，只能靠主观直觉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