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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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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两派,拥护变法的为新党,反对变法的称旧党。司马光是旧党首领。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公元1072年,司马光把书局由汴京西迁到洛阳,继续编写,一住就是十几年。到公元1084年底,整个编写工作全部完成。全书共294 卷,上至公元前403 年,下迄公元959年,全书贯串了战国至五代1362年的史事,约三百多万字。辅有《考异》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目录》30卷,相当于大事年表,以备查阅之用。

  当时英宗皇帝已死,神宗继位。宋神宗览后大加赞赏,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重和嘉许。

  “资治”即帮助统治的意思:“通”即通过北宋以前各朝的历史:“鉴”是照镜子,意即警戒和教训。“资治通鉴”就是说通过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了解,吸取经验教训,以帮助统治者巩固统治。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宰相,执掌国政,废除王安石新法。

  这部在体例上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巨著,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诚如他自己所说,全部精力,尽于此书。《资治通鉴》一书,如果从他37岁立志著史开始算起,到他66岁全书编完为止,整整用了29年的时间。在洛阳时,司马光还曾六任冗职(两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四任提举嵩山崇福宫),不过他从未过问过政事,把全部精力用到了《通鉴》的编写上。他的几个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也都为了这一不朽的巨著,献出了自己一生的黄金时代。据说,《资治通鉴》的草稿在洛阳堆满了两间房子,竟连一个草写的字体都没有。可见他们研究历史的认真,一丝不苟,也可见其治学功力之深。

  公元1085年9 月,范祖禹、黄庭坚等人,又把《通鉴》重新校订一遍。次年10月,定本交杭州雕板。遗憾的是,主编司马光已于一个月之前在繁乱的政务中去世了,时年68岁。他没有亲眼见到《资治通鉴》的刊印发行。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者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内容上主要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这样的大事,即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又因为《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所以它“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书中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没有作为重点编叙。

  《资治通鉴》在编写上,主要是据实写史。司马光认为,只有如实记述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和百姓的喜忧哀乐,反映统治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才能做到真实公允。至于人物好坏,政治得失,由读者根据史实,自行判断,总结教训,以为鉴戒。并对迷信、邪说、鬼神、浮夸、好奇等不实之词都尽量删去。这比一般封建史家都客观,也较进步。故历代统治者都把《资治通鉴》当作“帝王的镜子”,对照古代,看到自己的得失,从而加以改进,以巩固自己的天下。

  如上所述,司马光写史是把人君作为主要的读者,“资治”是《通鉴》的中心思想。全书贯串了总结政治盛衰的强烈意识,目的是为帝王进行统治作参考,把历史当作为帝王服务的教科书,希望能从中找到办法。但由于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在探讨历史盛衰的原因上,《通鉴》强调的是人君自身的决定性作用。他把人君分为五等,即: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和乱亡之君。他认为治乱安危之本源,在人君之心;人君的才能、素质、品质直接影响历史的兴亡。所以,君王只有做到笃仁、至明、善于纳谏、信赏必罚等,天下才能大治。

  何为仁?《通鉴》认为,人君为仁,在于宽简临国,施惠于天下,尽诚于四海,“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除暴去奸,兴教化,修政治。如此,“太平之业可致”,万民之乐可兴。若人君舍此不为,或仅仅行妇人之仁,立姑息之政,则“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就会像秦王苻坚那样,落个“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的结局。倘若暴虐百姓,屠戮天下,“仁义不施”,那就会像秦王朝那样为笑天下,社稷陨丧。

  何为明?司马光把仁、明、武作为人君三德。所以,《通鉴》也有许多关于明、武的论述,强调人君要至明善断。《通鉴》认为,“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帝王对于臣僚,要“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对于奸佞之徒,“非但不用而已”,而且要“远而绝之,隔塞其源”。如此,“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上下肃然,天下可致太平。

  反之,若帝王昏庸寡断、亲近奸邪、黜退忠直,那么,忠臣就不能竭忠尽智,奸臣得以“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如此,国家不亡何待!

  如何赏罚?《通鉴》认为,赏罚是人君求治的重要手段,它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兴衰,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有尧舜那样的君主,也无法把社会治理好。

  “政之大体,在于赏罚。”所以,对于赏罚,人君不可不慎,要赏有功、诛有罪,从而使为善者劝、为恶者惩,才能致太平之治。

  总之,司马光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探究为君之道,希望以此为帝王提供经国安邦之策。同时,《通鉴》还阐述了为臣之道和人们如何立身等问题。

  关于为臣之道,《通鉴》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为臣者要策名委质,当守死不贰。认为,自然界有天地,人类社会有君臣,“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

  做臣下的,除非天归人命,当守死伏节以维护君臣之分。所以,对于那些偷生苟免、媚贼称臣之人,《通鉴》给予了痛切的指斥,认为他们是“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的败类。第二,知廉耻,为国考虑。认为臣僚当以国之安危为务,做到忠且无私,置个人利欲于度外,切不可汲汲于个人名利。“君子耻浮于人”。

  不要尸位素餐、固位贪禄,而要有廉耻之心。关于人们如何处世立身,《通鉴》也讲了不少。比如,要慎于言行、慎于交友、明哲保身、知过能改等等。这些,都是司马光对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经验总结。

  后世不可无之书《资治通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编年体巨著。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说:“天地间必不可无此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顾炎武也曾说过:“……

  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顾炎武把它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极好概括。

  《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不但表现在它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内容的宏富和文采的优长等方面,而且更表现于它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取材于历代正史,而又远远不限于此。司马光在论述其著作经过时说:

  “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敗囊<坪晾濉!闭馑得魉韭砉庥谑妨系乃鸭⒉慰技涔惴憾钢拢取扒罱咚小保帧靶<坪晾濉薄!蹲手瓮ḿ凡捎玫氖椋芬酝猓慰荚邮肪陀�322 种之多。对于历朝实录,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多在收罗考订之列。因此,有的资料原本散失,幸得《资治通鉴》引用,才能保存至今。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演变,都分别叙述,可称为了解北宋以前1362年历史概要的宝库。这也说明它在摄取历史资料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异、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而撰成的《考异》30卷中。《通鉴考异》还纠正了旧史一些错误,保存古书某些内容片断,为后来校勘古书提供了大量资料。

  这种自撰考异,为前所未有,乃司马光独创,确是一大进步。

  正是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即使在今天,研究我国北宋以前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也当之无愧被作为最主要的参考书。

  《资治通鉴》出版后,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其中重要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资治通鉴》以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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