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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子认为是的不一定是，天子认为非的不一定非。这样，天子就不敢自以为是非，而由学校判断决定其是非。皇帝应该听从学校的公议，政治上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归于学校。他引证说，东汉太学生的“危言深论”，北宋太学生的主持公议，都是正当的。假如当时的朝廷以学校的是非为是非，国家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学官”，即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由政府任命，应由公众推举。各地方郡县也要设立学官，都由“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首都太学的校长，更须由大儒担任。规定最高学府中的长官祭酒，其重要程度与宰相相等，或者宰相还不如他重要。祭酒应该是皇帝的师傅，他可以当面指责朝政得失，“政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各地方郡县的学官，对地方官同样有评议监督之权。
黄宗羲所谓的学校，有议政的权力，有监督的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监督政府，进退官吏，这可以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机构。这里所谓的学校，从议政的功能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议会，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议会。《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扩大学校职能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议会的设想。当然，这些设想和主张，在其所处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妙理想而已。虽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能在当时否定封建专制独裁，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对“戊戌变法”影响最早最深的书黄宗羲的这些构图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和愤懑，还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且有着对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向往和猜测。虽然他还保留了君主，但其权力已转到内阁“政事堂”和“学校”（议会）了；虽然他设想的这些内容还很模糊，但它毕竟属于尚在萌芽状态中的市民阶级的幼稚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钳制下闪出的一道异彩。这种以人类自私自利为基础和强调立法的思想，是多少闪现了后来资产阶级所力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尽管没有《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思想深度和细密的理论，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杰出的思想家，在世界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绝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明夷待访录》中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曾高度评价说，他对《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道天下并不是没有能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三代”时的兴盛可以慢慢复还。
《明夷待访录》对二百年后的近代资产阶级起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梁“戊戌变法”运动，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梁启超在后来回忆中说，《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光绪年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又说，“我们自己的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影响最早最深。”而他们倡民权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的骤变极有力焉。”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中，所谓的“共和国”，就是黄宗羲提出的责任内阁“政事堂”的一种翻版。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仍然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及其民主启蒙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曾被列为禁书。但思想是禁不住的。它像一道启蒙的曙光，照亮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界。
15 师夷长技制夷之道——《海国图志》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对外“茫茫昧昧”，昏聩无知；而先进的中国人，却从英国的大炮声中惊醒，他们开始思索中国落后、失败的原因，从而提出了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课题。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的。这一思想影响中国几乎达半个多世纪。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魏源对这一思想作了最早、最系统的阐述。他的阐述集中反映在其宏篇巨著——《海国图志》中。
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汉士。1794年4 月23日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金潭乡一个濒临破产的地主家庭里。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读书，15岁中秀才，17岁开始在家乡设馆授徒，颇有文名。1814年，魏源随父进京，走出了家乡的小天地。随着视野的扩大，魏源的思想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开始朦胧地感到，必须对这个社会进行医治。在此后几年的京师生活中，魏源深入研究汉学，攻读经史，探求诗义，从当时今文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奠定了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基础。在此期间，魏源还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一些不尽受儒家思想束缚的思想家互相切磋，议论时政。这对后来魏源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随着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魏源对自己过去所学进行了清理和批判：痛斥了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疏；对他早期接触的陆王心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着意阐发经书的“微言大意”，用来解释和改革社会。这些都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进化的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822年，魏源中举；此后两次会试不第，开始专心经世之学的研究，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120 卷的编辑工作。此书问世，风行海内，几乎成了讲述社会经济的必读之书。
在此期间，魏源还陆续撰写了不少关于经济、漕运方面的著作，提出了重视商业、重视海运等主张，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主张，强调“法久弊生，因时制变”。此时，魏源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已趋于成熟。这可以说是魏源以后编写《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
促使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历史契机是鸦片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亲赴浙江前线御敌，并亲自讯问英俘。后据英俘提供材料、旁采他闻写成《英吉利小传》。此时，林则徐正受命使粤，为了解敌情和外事，林则徐除了亲自做调查和派人做调查外，还请了四个精通英文的译员，大量翻译外国书报，并利用一些外国人住在广州或来广州的机会，派员或亲自向这些外国人访问外情，收集了大量外国的军事、政治、历史、地理等资料，并以译著——《世界地理大全》为蓝本，辑成《四洲志》。1841年7 月，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魏源亲迎会晤。老友相见，百感交集。是晚，两人通宵对榻，万语千言；民族忧患，国家存亡；愤懑、忧戚、砥砺，两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融合。临别，林则徐把自己所辑的《四洲志》书稿及资料郑重地捧予魏源，嘱其作《海国图志》，并修书荐魏源至两江总督裕谦处参予抗英斗争。不久，魏源再赴浙江前线，入裕谦幕，参与筹划抗敌，几个月后离去。十月，英军攻陷镇海，裕谦投水自杀殉国。
林则徐因抗英而获罪，遣戍伊犁；裕谦孤立无援，兵败殉国；投降派卖国求和，自鸣得意。1842年8 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魏源从亲身参加抗英斗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知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冲破“天朝”闭关自守的牢笼，改变盲目自大的倨傲态度，必须“知夷”、“通夷”、“师夷”，而后才能制夷。为此，他以林则徐所赠的《四洲志》和其他大量资料为基础，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奋笔疾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于1842年冬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本的撰写，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外国历史、地理和政情的巨著。1847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订为60卷，1852年更扩编为100 卷，使之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海国图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认识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对外关系史上，了解不了解国际形势和外国情况，往往成为对外战争和外交胜败的关键。在鸦片战争期间，清王朝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可怜得很，“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直至鸦片战争失败，清宣宗旻宁还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身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大清皇帝对世界最基本的地理知识竟一窍不通，岂不为天下笑谈？作为鸦片战争一方主脑的清帝对“夷情”竟昏庸无知到这种程度，要他领导禁烟运动和这次战争，又焉能不败？
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谈道：林则徐禁烟运动和反击侵略者的初步胜利，投降派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就在于前者了解“夷情”，后者不知“夷情”。同是反击侵略者，“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大不相同。同是和外国办交涉，“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也大不相同。因此，他提出“筹夷事必知夷情”的观点，要与世界各国打交道，首要一点便是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海国图志》向国人传播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社会情况，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和先进科技知识，从而使长期对世界情况处于闭塞状态的国人耳目为之一新。《海国图志》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
对外开放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