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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写得同样精彩。这似乎是一个谜。一部文言小说的对话，竟能如出其口，如闻其声，让人叹服。《邵女》篇写媒婆到邵家说媒，便是一例。
邵女家贪图钱财，多少人上门说亲，都不成。媒婆受柴廷宾之托，到邵家说亲，她想以钱说动邵家，却又不好直说，只好拐弯抹角来挑动邵家。
当邵母说邵女反复挑选，一直未定时，媒婆说：“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恶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前人评论道：”看他于开不得口处开口笑之，驳斥之，无意中以千金动之，末仍以不了语探之，极语言之妙。“这些对话的妙处，就在保持文言格调的前提下，恰当吸收，融化民间口语，加以调和，因而具有既典雅又接近口语的特色。《狐梦》中诸姊妹的调笑、斗趣，《口技》中对各类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模仿，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要求近五百篇作品篇篇精彩，并不现实，作品中有极少数无聊庸俗之作，如《犬奸》、《狐惩淫》等。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封建观念和文人雅士的风流思想。即使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如《邵女》就宣扬妾对妻的无条件服从。作者在描写爱情的同时，对一夫多妻、享受“双美”等丑恶现象也津律乐道，这与现代婚恋观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一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有那么大的影响是特别令人惊异的，因为要读懂它，首先要过语言关。过这一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
但《聊斋志异》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去突破这一“关”。早在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已被广泛传抄，并受到当时一些名流如王士祯等人的推崇。
之后，抄本、印本层出不穷，说家有其书，未免夸张，但说流传甚广，几乎家喻户晓，却并不过分。有人统计，解放后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聊斋志异》印本，包括抄本、刻本、改写本、白话本等，其数量甚至超过《红楼梦》。
《聊斋志异》还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如连环画、电影、地方戏等，深受观众的喜爱。随着电视艺术的发展，60集电视连续剧《聊斋》，使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更加深入人心。至于《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影响，我们只提一点就够了：《聊斋》之后，仿《聊斋》之作不计其数，我们今天还能记住多少呢？
29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的讽刺文学杰作，正如鲁迅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男儿快意贫亦好”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吴家在明清之际曾有50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
曾祖辈五人，有四人是进士。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再加上他擅长书法，声名更是显赫，其门下多有显达之士。
吴敬梓祖辈也多显达。但到父辈，已开始衰落。生父吴雯延，仅是秀才；嗣父吴霖起是拔贡，曾在苏北做过教谕，最后罢官归家，抑郁而死。
早年，吴敬梓曾随嗣父宦游。他32岁时，嗣父去世，成为他生活上的一大转折。父逝后他独撑门户，族人欺他是嗣子，又是两代单传，蓄意侵夺他的财产，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同时，他也从亲族身上深切体验到人情的虚伪和世态的炎凉。他把对现实的反抗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族人视财如命，他就挥金如土；族人虚伪狡诈，他就放诞任性。友人曾说他：“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
他则以为“男儿快意贫亦好”。表面上，他成了放浪子弟，“乡里传为子弟戒”。
33岁那年，他怀着决绝的心情，毅然离开家乡，移居南京。生计更为艰难，他只得靠卖文、卖书、典当生活，有时甚至断炊挨饿。冬夜无火御寒，他就邀几个穷朋友绕城走数十里，谓之“暖足”。这么困苦的生活，更加深了他对人情世态的认识，成为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的深层动机。
同时，在与朋友交游中，他也接触到当时的先进思想，成为他批判社会的理论武器。他的好友程廷祚，是颜（元）李（塨）学派在南方的代表。他批判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吴敬梓正是根据这一理想，塑造了《儒林外史》中的正面形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吴敬梓由个人的遭遇转向对社会的思考，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1736年，他没有应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他崇尚放任自由的生活，学习阮籍、嵇康，希望超尘脱俗，他还把“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以对抗八股科举。他向往儒家“礼治”，在他40岁那年，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他卖掉了最后的一点财产——全椒老屋。死前七天，他在扬州遇到趋于破产的好友程晋芳，说：“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这位社会的受害者、叛逆者，怀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心情，离开了人间。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晚年的作品，那是他饱经人世沧桑之后，痛苦思考和敏锐观察的结晶。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揭开，底下的虚伪、奸诈、可卑、可笑的丑态便暴露无遗。尤其是儒者，一向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但在吴敬梓那里，他们可恨、可笑、可憎、可怜。吴敬梓用艺术之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讽刺性画像。他们自私自利、庸俗虚伪、附庸风雅，以做八股为业，其余一概不懂。更有甚者，以八股为敲门砖，一旦高中，便仗势欺人。但吴敬梓身处文网严密的年代，所谓康乾盛世时的许多文字狱，他是耳闻目睹的。因此，他把时代从清推到明，借明代说清代。书中的时间尽管标以明代，但所描写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都是清朝的。其中许多人物事件都是以作家的亲族朋友及其所做所为为原型描写的，如庄绍光原型为程廷祚，马二先生原型为冯粹中，杜慎卿原型为吴檠，杜少卿乃吴敬梓自况。
作家把这些真实人物及事迹典型化，使之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的代表。
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诚如前人早已指出的，《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通过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家写出了人生世相，也表现了自己的理想。
《儒林外史》中描写最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科举迷”，即“心艳功名富贵者”。
作家对这类人物，有一定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讽刺和鞭挞。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没有进学，处处被人嘲笑、挖苦，连个教馆之职也保不住，只好替商人记账。当他有幸进入贡院，一见号板，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听到商人们要凑钱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在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又如范进，是个连考二十余次的老童生，屡考不中，家境贫寒，经常被丈人胡屠户挖苦、唾骂。当送捷报的人到他家时，他正穷得在市场卖鸡；邻居找到他，告诉他喜讯时，他起初根本不相信，仍在卖鸡；后来，被邻居强拖回家。当他看到屋子中间早已挂起来的报贴时，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竟高兴疯了，丑态百出，直到被丈人胡屠户打了一个耳光，才醒转过来。
围绕着这两个人的命运变化，作家进一步描绘了广泛的人生世相。周进未考中时，遭到新进学的梅玖的嘲笑、挖苦，前科新中的王举人吃完饭，周进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一旦高中，“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人的势利、趋炎附势竟如此可卑、可笑。范进刚进学时，还遭到丈人胡屠户的训斥。他与胡屠户商量参加乡试时，被胡屠户大骂一顿，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尖嘴猴腮”，什么“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是一旦高中，胡屠户马上改口，叫范进“贤婿老爷”，还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人情的势利、虚伪由此可见。
作品还刻画了“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这些人多是由科举得功名的人。王惠当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汤知县为了一鸣惊人，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贿50斤牛肉的回教老师父。严贡生横行乡里，自己毫无羞耻地涂脂抹粉，自命高雅，实则是乡间一霸。他强圈别人的猪；没借给别人钱，却讹诈利息；霸占弟弟的产业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儒者都是些什么东西。
作家讽刺的第三种人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科举失败，无奈之际，便以风流名士自居，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
在鞭挞这三种人时，作家也力图塑造正面形象，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如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