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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呼喊革命，鼓动反抗和破坏的锋芒所向，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它从文学的角度表现了“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
写作《女神》时期的郭沫若，既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战争，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弱小民族，而对自己的祖国被侵略、中国人受到歧视，尤其愤怒，不能容忍。早在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胁迫卖国贼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年的5 月7 日被爱国者称为“国耻日”。这时郭沫若和一些爱国学生愤然返国，以图拯救。当时他曾写诗表明要立志投笔从戎，与侵略者决一死战。诗中说：“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1920年3 月，他给宗白华写信说，自己在日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对某些日本人歧视、蔑视中国人表示深切愤慨。“五四”青年学生反对卖国政府把国家主权出卖给日本，日本新闻界诬称中国学生为“学匪”，诗人就写了那首著名的《匪徒颂》，为一切革命的“匪徒”三呼万岁。1920年10月25日，爱尔兰独立军领袖马克司威尼在英国政府的监狱里绝食而死，郭沫若写了《胜利的死》一诗，对这位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礼赞，寄托了诗人愿为捍卫民族独立、反对民族侵略而英勇献身的壮烈情怀。诗中说马克司威尼的死，是“悲壮的死”、“金光灿烂的死”、“凯旋同等的死”、“胜利的死”，称赞他是“爱尔兰的伯夷、叔齐”，是“自由的战士”，他表示了“人类意志的权威”。在日本博多湾岸边的松林里，有两尊俄国制造的大炮，那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日本从俄罗斯缴获来的。诗人以这两门大炮为题材写诗，谴责了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领土进行的丑恶战争。诗中嘲笑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又通过托尔斯泰的口斥责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唉！我可怜这岛邦的国民，/ 他们的眼见未免太小！”“他们就好像一群猩猩，/ 只好学着人的声音叫叫！/ 他们就好像一群疯了的狗儿，/ 垂着涎，张着嘴，/ 到处逢人乱咬！”
《女神》的战斗锋芒直指卖国军阀，《女神》中充满反抗军阀统治的怒火。
卖国军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写作《女神》时的郭沫若当然还没有这样深刻而明晰的认识，但他从自己的生活实践和长期的思考中，已体察到辛亥革命后，国家四分五裂、积弱不振，社会混乱腐败如同监狱囚牢，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那班穷兵黩武、连年混战的卖国军阀有着不可逃避的罪责。诗剧《棠棣之花》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正值辛亥革命后第九个双十节。诗剧借用历史题材艺术地概括了卖国军阀统治下十来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借聂嫈的口夫子自道：“嗳嗳！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后年丰收，望了将近十年，这目前的世界成为了乌鸦与乱草的世界。”诗剧中还通过聂嫈的口，表达了作者那种必须彻底推翻封建主义才能改造旧中国的看法：“自从夏禹传子，天下为家；井田制废，土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争战的根本。
根本坏了，只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在诗剧《女神之再生》中，诗人干脆塑造了两个反动军阀形象，对他们大加鞭挞。一个是自称”奉天承命“的颛顼，他大言不惭地说：”上天特命我来统治天下。“以天命论作为称王根据，带有鲜明的封建性质。另一个是声称随着自己的”本心想做皇帝“的共工，他不信”天命“，只强调个人欲望，要为了”满足我的冲动为帝为王“，比前者更加厚颜无耻，带有资本主义强盗的特征。他们没有丝毫国家昌盛、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之类的观念，他们为了争王争帝，像”两条斗狗“一样厮杀，搞得天塌地陷、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新中国，是《女神》的热烈追求。《女神之再生》中的众女神面对着颛顼、共工之类的“武夫蛮伯之群”所造成的“浑沌”世界，认为再用“炼五色彩石”以补苍天的办法，已经是“莫中用了”，应当“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因为“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于是她们决心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她们创造了行将升起的“新造的太阳”。诗剧结尾以舞台监督的口，呼吁“渴慕着光明”的“诸君”，要“去自行创造”。长诗《凤凰涅槃》的全部意思像是在说：烈火把“宇宙”
化为灰烬，包括采集香木、燃起烈火的凤凰自身，在灰烬中凤凰获得了新生，也更生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这个“宇宙”中，一切的一切都“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悠久”、“欢唱”。评论家们都说《女神之再生》和《凤凰涅槃》这两篇《女神》中最优秀的作品，预言了旧制度的彻底毁灭，新社会的诞生，描绘了未来中国的灿烂图景。周扬说：“涅槃不是寂灭，而是新生，是经过剧痛和死亡的新生”，《凤凰涅槃》“充满了辩证的哲理，热烈的幻想，对自己祖国的眷念之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光明理想”。郭沫若自己也说《凤凰涅槃》“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寻绎《女神》众作，有必要把某些意蕴凸现出来，这对理解《女神》，对了解五四时期诗人所理想的、所要创造的新世界、新中国是重要的。概而言之有三点。其一，民主与和平。这里有个颇为有趣的问题：这个诗集为什么以“女神”命名？这大约与集中塑造了一些女神和女性的形象不无关系，如《女神之再生》的众女神，《湘累》中的湘灵，《棠棣之花》中的聂嫈，《凤凰涅槃》中的凰。
《地球，我的母亲》更以母性比喻和赞颂大自然对人类的养育。但这并不能表明以“女神”命名的意蕴，而且对一些问题也解释不通。如《女神之再生》的开头引了《浮士德》结尾的诗句：“一切无常者/ 只是一虚影；/ 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 不可名状者/ 在此已实有；/ 永恒之女性/ 领导我们走。”为什么“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那“不可企及者”才能变得“事已成”？那“不可名状者”才能变为“已实有”？在这个诗剧中，众女神合唱道：“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一忽儿又说道：要把“男性的残骸”“抬到壁龛之中做起神像来”，“教他们也奏起无声的音乐来”。为什么女神们不把那些“男性的残骸”复活过来，与她们一起“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郭沫若在《《 浮士德》 简论》中说：“大体上男性的象征可以认为是独立自主，其流弊是专制独裁；女性的象征是仁慈宽恕，其极致是民主和平。”原来，“女神”之义就是民主和平之神；诗人理想的新世界、新中国是民主的、和平的，与专制独裁是不相容的，与侵略战争、军阀混战是不相容的。民主是五四运动举起的两面大旗之一，是五四时期最受尊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中的一位。其二，崇尚劳动，崇尚工农，赞赏自由、博爱、人道、正义。诗人认为劳动是幸福的，大自然给人类以恩惠，又教人类要劳动，要学习大自然去“劳动，永久不停！”
诗人称“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姆”，“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诗人对中国的庄子、荷兰的斯宾诺莎、印度的加皮尔表示热爱，因为他们分别是靠打草鞋、磨镜片、编渔网吃饭的人。诗人借托尔斯泰的口赞赏中国的墨子与老子，因为他们“一个教人兼爱、节用、非争；一个倡导慈、俭、不敢先的三宝”。又借他的口说：“我还想全世界便是我们的家庭，/ 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 我主张朴素、慈爱的生涯；/ 我主张克己、无抗的信条。/ 也不要法庭；/ 也不要囚牢；/ 也不要军人；/ 也不要外交。/ 一切的人能如农民一样最好！”他还借列宁的口说：要“为自由而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最高的理想只在农劳！”其三，《女神》的作者对他所理想的新世界、新中国，除了赋予它民主、和平、自由、博爱、人道、正义、崇尚劳动、崇尚工农这些特征外，还赋予了它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特征。
《女神之再生》中写道：“——新造的太阳不怕又要疲倦了吗？——我们要时常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供给她呀！”这也应是“充满了辩证的哲理”之一例。
《女神》中上述思想，大致还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激进派的范畴。
在“五四”运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已经不怎么新鲜，甚至会觉得有些驳杂，有些相互抵牾，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但在当时却是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像火炬一样燃起人们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热情。因为它锋芒所向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融会中西自铸伟词
《女神》的诞生，不仅是“五四”时代作者“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
的喷发，它还是其作者郭沫若对中外文化、文学成果借鉴、吸收，自行创造的结果。
早在1922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女神》“全是以哲理打骨子的，所以我们读着总要被感动。”到了30年代，朱自清更为精辟地指出，《女神》中哲理的骨子，就是它的泛神论哲学的成分。但是，《女神》中的泛神论与历史上的泛神论哲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它是郭沫若将荷兰泛神论思想家斯宾诺莎、德国的歌德、我国古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