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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触的老人中，最有思想家气质的，是王元化、李慎之、朱厚泽几位。他们都担任过高级干部，但同时又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比起一辈子在书斋里生活的教授们，他们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为学术而学术；从政的经验使他们的思考更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穿透力。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紧扣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真问题，他们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种思想能力，不论到哪国留学，都是学不来的。比起一般退下来的老干部，包括那些二十年来站在思想解放前列，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他们又更有学者的气质。现实的政治层面和形而上的学理层面同时在他们的视野中得到关注，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还是西方现代的学问，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为我所用，这就使他们的表达方式超越了官场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种境界在领导干部出身的老人中又是很难达到的。
我曾和高增德先生一起提出过“南王北李”的问题。那是一九九六年，我到太原和高先生谈起学界有哪些人受到尊敬，一番讨论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小文章《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文章不长，只有一千字，文章说——
在当今文艺界，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满天飞，实际上很多是廉价的吹捧，甚至自吹自擂。学术界虽然也有泡沫现象，但更多的是听到一种忧患之声：世无大家，遂使小品流行！我们以为：中国之大，没有大家出现的慨叹，是以历史为镜，比如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大家、大师，的确是时间长河淘洗的结晶。社会公认多在事后，而不在当时。
但面对现实，大家风范，还是有迹可循。所谓大家，一是自己博大精深，有俯瞰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能在多学科领域自由出入，整合自如，学问超过同辈。二是开一代风气，学术与思想打通，文品与人品一致，影响力办辐射到各个年龄段。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文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风范，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
具体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我们以为，“南王北李”值得注意。南王，上海王元化；北李，北京李慎之。两位先生，一个曾是“胡风分子”，一个曾是“右派分子”；一个精于国学，一个擅长西学；都是半生坎坷，一腔豪情犹在。尤其最近几年，关注的问题颇为相近。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而且，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
五四时代，有“南陈北李”之说。其实，陈独秀、李大钊当时才三、四十岁。放在今天，乃是青年教授。他们之所以身孚众望，无非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手著文章”。试看如今之域中，与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气氛恰恰相反，犬儒之气太重，可谓“文章妙手多，道义铁肩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著书都为稻粱谋，则比较时髦。而王李二位，仍在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这就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勉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其实，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其心境，无非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二十世纪已近尾声。人们称这个时段为世纪末。每个世纪都有开头和结尾。可怕的不是进入历法规定的世纪末，而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的知识分子，沉缅于世纪末心态之中。南王北李，之所以在学界赢得敬重，就是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砥柱中流，与世纪末的颓风抗争。这种精神，正如王元化先生钟爱的一幅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当时与王元化先生还没见过面，和李慎之先生也不熟。只是参加《顾准文集》讨论会，和钱竞等聊起来，感到思想界没有带头的高人不行。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学界中青年中颇有人望，李慎之先生在北京中青年学者中也颇受尊敬，于是和高先生讨论，模仿五四时代“南陈北李”的说法，提出“南王北李”。这个说法，王李二先生都不赞成。尤其是王先生，认为我们提问题是着眼于立场。这倒是实情。但我在知识界遇见不少中青年朋友，对这种说法却有共鸣。于是，“南王北李”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
后来，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到上海拜访了王元化先生，交谈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他都要一一重新思考。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他还告诉我，八十年代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中央领导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八十年代，有这么一批有风骨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才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中兴景象。
李慎之先生原先有约法三章，不给报纸开专栏，不接受记者采访。邢小群访问他的右派经历，他一开始也不同意，后来看了邢小群对别人的采访，同意谈一上午，整理出来，又不同意发表。湖北的《今日名流》想发，我又找他商量，他才答应破一次例。原先，他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一九九七年出访德国期间中风一次，医治及时，恢复得不错，从此加快了写作速度。很多思想界有影响有突破的书，都找他作序。他住协和医院的时候，我请他为《顾准日记》作序，知道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先读原书，作卡片摘录，然后打草稿。他说，我写一篇文章，要用半个月。他在一九九八年，还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不再沉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以及未出版的《生活在真实中》中译本等作了序。这些序文，和他发表的其他言论，为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归奠定了思想座标。所以一经发表，备受思想理论界的关注。本来，他希望更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出来带头说话，未能如愿。这个头，只好由他自己带了。
朱厚泽先生在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曾任中宣部长，虽然时间很短，但他提出的“三宽”至今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是东张西望，看一些书；东游西逛，有时间到各地转一转；人家叫我说，我就东拉西扯。最近北大百年校庆。大学是什么，大学应当是不断冒出思想火花的地方。路甬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写了一篇文章，说科学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好奇心。没有自由思想的空间，还搞什么学术？只注释经典，就成了经学。没有多样化，世界就不成为世界。多样化是世界的本源，单一才是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主张对不同的意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宽厚一点，把环境搞得宽松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不耐冲击，无论自然还是社会，冲击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保持一点柔性，保持一点弹性，有利于抗冲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三宽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大家都在讲，我不过讲得集中一点。理论是理论家的创造，文艺是文艺家的创造，党和政府无非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创造，替代是不行的，也不是当裁判官。项南生前参加十五大，原先中顾委的那些老将军还谈到赞成三宽。朱厚泽先生还从生态意识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角度来深化这个基本思想。他说，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压、“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结构与功能是一对很重要的哲学范畴，过去限制在自然辩证法里，其实在社会领域、思维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范畴。现在人们喜欢说调整结构，但结构不完全是调整出来的。它是发育出来的。你真想得到她吗？那就着力营造她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自然生态如此，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如此。科学是自由思想开出的花朵，技术的不断进步则是市场经济竞争强化的产物。这并不妨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可以是绞刑架前自由思想的花朵；而技术的飞跃进步，不是市场而是战场、不是竞争而是战争强迫推动的产物。你真想让科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那就着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吧，那就切实推进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吧。否则，即令是花大本钱引进最新技术，也落不了土，扎不下根，难免不枯萎老化。世界不能用科学概括一切，除了科学理性还要有人文精神。作为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光有科学，还要有艺术。宗教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达，但人文精神不只是宗教，还有艺术、文学。在古代，艺术和科学与物质生产是相分离、相对立的，大部人从事劳苦的作业，才能腾出一部分人从事艺术和科学。这就决定了只有官方才能享受、占有艺术和科学，所以中国古代不提倡创造的艺术，只提倡工艺、提倡匠心。这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