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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英杰问：“你判断，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叶红军说：“对方要介人江州工程，无疑是要投资的，而且是大笔的投资，取代周立光受益的那部分利润，高投人、高产出。从国家招商引资的政策上讲，对地方经济肯定是一件好事，中国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反华势力而拒绝美国资金，也没有因为台湾是国民党统治而拒绝台湾资金。对于大公司，合法运作、合法经营总是第一位的，哪一家都不会因小失大损害自己的声誉。”
“这是一坤可以利用、或者说可以有所作为的一面。”夏英杰说。
“另一面，”叶红军说，“对方的兴趣除了利润之外，可能对一坤这个人更感兴趣，一坤更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善于捕捉气候做文章。在财力和地位允许的情况下，违法犯罪会转化为一种介于法律和政策中间的高级行为。合法的掠夺在这种时候通常被称为：目光敏锐、胆识过人、经营有方。”
“一坤如果不知恩图报，就得死。”夏英杰补充道。
叶红军点点头：“至少，有这种可能。”
夏英杰沉默了片刻，沉静地说，“不动是死，动了也是死，不如动一动多争取一线生机。现在讲死里求生，我看还得再加上一条，争取死得光彩一点、有价值一点、有责任一点，不能用死来逃避。躺着死不如站着死，死在法律的枪口下不如死在得罪黑社会的报复下，死也得讲角度、讲位置。”
叶红军说：“我只是讲有叮能，但不是绝对的。”
夏英杰说：“我和一坤是生死与共的，这个信念使我的心情越来越平静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怕的。事态到了这种程度，我在想，是不是先把江州那边的局势稳定下来，以免节外生枝，搞不好连这边的机会都丧失掉。”
“我也一直担心这个。”叶红军说，“王海拖得太久，可能会被认定为欺诈，如果引起地方政府的警觉或干预，走不脱留不下，造成丑闻。一旦牌子倒了失去信誉，那时候就是有资金也无济于事。”
“不能再犹豫了。”夏英杰果断地说，“打电话，现在就给孙刚指示。”
“那得一坤亲自下令。”叶红军说，“我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听的。”
“子云自杀，一坤的电话还会安全吗？”夏英杰说，“我来讲，在这一点上我比你有权威，狗仗人势嘛。你把电话号码找出来。”
夏英杰拿起车上的电话，接过叶红军的通讯录查出孙刚的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了，接电话的并不是孙刚而是餐馆打工的店员，夏英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让他去叫孙刚听电话。
片刻，电话里响起了孙刚的声音：“我是孙刚，你是夏英杰吗？你在哪里？”
“我在罗马，受一坤的委托给你打电话，能听清楚吗？”
“声音很清楚。”孙刚显得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急死了，王海那边就等签字了，不敢哪，一点没有坤哥的消息。”
“你听好了，”夏英杰郑重地说，“我受一坤委托通知你，并通过你转告王海，格拉普尔有限公司与江州皮革厂的产权协议可以正式签字，你马上将维也纳的价值七百万人民币的奥地利先令打人江州皮革厂的账号，其余部分三个月内付清，资金很快就能汇过去。听明白了没有？请复述一遍。”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孙刚将指示复述了一遍。
“还有其它的问题吗？”
“有哇。”孙刚问，“下一步怎么办呢？”
夏英杰笑着说：“准备几只箱子，等着装钱。”
“哈哈哈……”孙刚也笑了，笑得那么轻松、那么如释重负。
“我的任务完成了。”夏英杰说，“祝你们顺利，再见。”
夏英杰放下电话，压抑的心情似乎舒缓了一点。思考一个决定是那样艰难、复杂，而做起来竟是这样轻易、简单。
“好了，送我回去吧。”她说。
叶红军启动汽车上路了。
平坦的大街上车灯流动，像一条美丽闪光的长河。街道两边商店林立，霓虹灯闪着五颜六色的光。人行道上漫步着陶醉的情侣、天真的孩子、悠然的老人。多么美好的图画，多么美好的生活。夏英杰望着美丽的街景心里涌起一阵感慨。一阵酸楚。她自言自语地说：“方大诗人已经自杀八天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也许已经烧成了灰。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我们这些人居然不能去看一眼、送一程。”
叶红军默默地开车，一声不响。
夏英杰打开车窗让冷风迎面吹来，呼吸着清凉的空气，直到冷得受不了她才关上车窗。她的感觉好了一些，问道：
“江薇在巴黎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叶红军说，“她一直有人陪着，充其量只是与杨小宁谈几句话，又不是去威胁、对抗，不会有危险。到了英国会有人接她，更不会有事。”
夏英杰说：“等江薇回来，我们这边可能已经稳定了。她的事情也不少，我想让她先把方子云的诗集搞出来，精致一些，她现在比我们精于此道。”
叶红军说：“事情太多，一桩接着一桩，乱成了一锅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考虑，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回国见一坤。你到北京是什么理由？一坤到北京是什么理由？这个问题容不得一点含糊，必须有一个经得起论证的解释。”
“我想不出来。”夏英杰说，“我想过到北京找王文奇谈写序的事，去看小马，甚至连即兴结婚都想到了，但是理由都太牵强。这个问题肯定得请教你，我明天订机票做准备，动身之前你得把答案告诉我，拜托了。”
“刚才我一直在想着，我也伤脑筋。”叶红军说，“理由倒是有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只是，你会认为很卑鄙、很残酷。
“有这么严重？”夏英杰不解。
“子云的老家在河北省三河县一个小村庄。”叶红军讲出这句时显得压抑而无奈，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三河县离北京坐车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上大学时我和一坤都去过。子云自杀八天了，等你订机票、回国，再从海口飞到北京，这个时间子云的骨灰肯定已经被他父母带回三河。你是二十七号得到的消息，你和一坤去三河悼念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能成立。子云是一坤的同学，是你同事，又是你们的朋友，悼念死者是人之常情，天之常理。至于安全问题，一是沸点时刻过去了，二是避开了是非之地，三是退款之后警方压力减弱了，所以不会有大麻烦。即使真有麻烦也是一次问答的过程，你和一坤足以应付。去三河当天就能回来，一坤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完全有机会会谈。我认为，目前只有这个理由能成立。”
夏英杰心里又是一阵痛楚，黯然道；“子云是什么命？人都变成灰了还要被利用，太残酷了。”
“子云在大有灵，他会理解的。”叶红军说，“子云是我和一坤最好的朋友，对子云的死，仅仅有眼泪和难过是不够的，是要完成他的心愿，负起他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如果大局垮掉了，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更对不起死者。”
夏英杰知道，只能这样了。
四月三日，江薇达巴黎的第二天。
巴黎，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欧洲的中心。江薇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感到了这座城市浪漫的情调和高贵的气质，这里有许多让她向往的地方：著名的巴黎圣母院、雄伟的埃菲尔铁塔、英雄的凯旋门、神圣的巴黎公社墙……
然而，她来巴黎的任务是找杨小宁质询，为林萍讨个公道。
所以，任何活动都要等到办完这件事才能进行。
星期天的巴黎很安静，大部分商店都不营业。上午九点，江薇在法籍华人王光祖夫妇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杨小宁家。
对于此次巴黎之行，江薇心中存在很多的疑问。在她看来，找杨小宁为林萍讨个公道不会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杨小宁这样的人是不会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负道义上的责任的，否则他就不会以这种方式生存。夏英杰与叶红军之所以这样安排，一定有他们的目的，尽管她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异常，但她的敏感使她判断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以夏英杰的头脑与理智，她决不认为夏英杰会因为林萍的处境之悲惨而做出这样近乎画蛇添足的决定，更何况还有精明过人的叶红军做参谋。
尽管江薇疑虑霞重，但能到巴黎来本身还是使她兴奋不已。
王光祖四十二岁，现为欧洲华人商讯联合会秘书长、欧洲北京人同乡会理事，一九七二年到法国，现经营三家中餐馆。因侨务工作，他在维也纳与叶红军初次相识，一九九二年在罗马再次与叶红军相遇，以后一直有书信交往，他很欣赏叶红军的为人和才干。这次受朋友委托，他负责接待江薇，负责她在巴黎期间的安全，他亲自去机场接江薇，安排她在家里食宿，照顾十分周到。
雪铁龙轿车行驶在巴黎七区的街道上，王光祖开车，他妻子坐在身边，江薇坐在后面。
“杨小宁的情况你们是怎么了解到的？”王光祖问。
“不知道，是叶大哥经手办的。”江薇说。
王太太说：“叶红军为人不错，热心侨务工作，又是经营信息公司，熟人肯定不会少。在国外没有朋友不行，欧洲的城市虽然很大但华人的圈子很小，要想把握生存机会就要有一些朋友互
通信息。互相帮衬。”
王光祖又问：“你认为找杨小宁会有结果吗？”
“总得试试，骂两句出口气也是好的。”江薇说，“我想，老板也是给我一个机会公费旅游，如果让我个人出钱逛巴黎，说什么我也逛不起。”
江薇说的“老板”就是指夏英杰。
王光祖说：“杨小宁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可是华人社会里德高望重的人物，谁知偏偏就出了这样一个送子。按说他分的遗产也不少，可没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