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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下去。”雷诺道。
宋一坤说：“中国有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又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比这个时间更能有利可图了。如果我们是朋友，信任必须是第一位的。我不是受雇去给别人看地摊，给我椅子坐，我就必须拿到椅子上的权力。我只对上级负责，对股东们的资本负责，任何一种公司下属人员对我的干涉都将被视为对我的不信任，我将为此作出反应。”
“我从罗马带来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当然，如果朋友背叛了我们，即使是守法的人也可能做出冲动的事情。”雷诺很有分寸地表明了态度，接着说：
“江州工程，我们将派最好的专家和最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会使你非常满意。你现在的麻烦不少，也比较疲劳，应该休息。我们的人会在维也纳与王海、孙刚接触，为你出任董事长铺平道路。你到了江州不必工作，除了场面上的应酬之外，要尽快把护照办下来，我们负责奥地利的签证。你在维也纳会有体面的办公室和住宅。基础打好了，空间开阔了，等云阳公司事件的冲击波过去之后，你会有所作为的。”
“我有责任指出，你们的计划里存在一个错误。”宋一坤说，“叶红军这个人不可用，他连我都可以背叛，还有什么不能背叛呢？让这个人进入集团，将会后患无穷，必须将他清除出去，敬而远之。”
“请原谅，我无权对原计划做任何修改。”雷诺恳切地说，“但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这需变一点时间，相信你的意见会得到重视。”
“谁留下这个人，谁就要对将来的后果负责，”宋一坤说，“另外，叶红军必须要为他的背叛行为支付相应的代价。根据协定他将得到三百万元的报酬，我决定退回他的五十万元本金之后，只付给他一百万元。即使这样，我也对得起他了。请你们向他转达我的决定，有问题让他来找我。”
“如果由夏小姐转达不方便，我可以派人通知他。”雷诺说，“你还有什么要求？”
“有。”宋一坤说，“我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秘书递上纸笔。宋一坤提笔写下——
杨小宁。男，三十二岁，住巴黎十二区达拉克拉街门5号。
这个人活着影响了找的心情，我需要他死。签名：宋一坤。日期：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
宋一坤将字条递给翻译，翻译又念给雷诺听。之后，宋一坤说：“这个地址是我从夏英杰的记事本得到的，她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无论成立与否，同样不能让夏英杰知道，这对我很重要。”
雷诺点点头，问：“为什么要杀这个人？”
宋一坤答道：“第一，夏英杰恨他，因为他害得她的朋友在曼彻斯特跳楼自杀了。第二，要让人遵守纪律，就应该首先让人了解这个集团纪律的严肃性。第三，这个杀人指令将证明我犯下谋杀罪，证据由你们保存，如果我以前的罪行还不足以掉脑袋的话，那么加上这些就足够了。我认为，这是我向你们表示诚意的最好方式。”
“这种事是要花钱的。”雷诺说。
“问题是，这个人分文不值。”宋一坤说，“我不会为这个人付一分钱，因为一分钱也是标价。”
“好吧。”雷诺亲自收起字条说，“这个要求我一并转达，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给你答复。”
“那么，我们就算达成一致了。”宋一坤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应该回去了。”
“还有最后一件事。”雷诺说，“这件事非常简单，但必须由你去做。我们不愿等你出任董事长之后再通知你，那样不礼貌。”
“请讲。”宋一坤说。
雷诺说：“江州格拉普尔饭店的建筑工程、装修工程，按惯例要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需要指定的两家公司得到这些工程。你到江州出任董事长以后，负责公开、公正地让这两家公司中标，不能留下任何人为的痕迹。”
宋一坤脑子里立刻闪过两个字：洗钱。
宋一坤说：“请放心，我对这件事负责。”
“很好。”雷诺说，“我们的会谈非常圆满。”
宋一坤要告辞了。秘书和翻译各提了一只大旅行箱准备送客人，雷诺取出一张由叶红军亲笔写的物品清单交给宋一坤，握手告别时说：“我注意到，你没有问我们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
我欣赏你的沉默。”
宋一坤说：“从理论上讲，大家都在明处。”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喝一口水，抽一支烟，甚至连礼节性的问好都没有。然而，就是这样的会面却决定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四
碾子庄位于三河县南部，虽然庄内已看不到早年的那些茅草房，但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依旧保持了乡村文化的特有韵味。方子云的家坐落在村东头，门前那条名叫“小青河”的河水从容、恬静地流着，春天的嫩绿色映在河面上，使河水显得格外清丽。
这里就是方子云出生的地方。也许正是这块清丽的水土赋予了方子云灵气和性格。
方子云的父母都是厚道耿实的庄稼人，有三儿一女四个孩子，方子云排行老大，另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一个在县城，一个在天津，眼下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女儿在家里守着他们。
宋一坤和夏英杰是上午十点到达碾子庄的，宋一坤见方家院子里摆了一张方桌，上面放着茶水、香烟，桌旁坐着方老伯和两个城里人装束的青年。显然，这里已经有了客人。
方老伯以前见过宋一坤，有印象，马上站起来上前迎客。
在宋一坤的印象里，方老伯是位饱经风霜却身板硬朗的老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带着慈祥、朴实的微笑。今日一见方老伯简直是判若两人，他的眉毛、胡须和头发全白了，面容清瘦，脚步迟缓，一副大病不愈的模样。失去儿子的悲痛给老人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老人干枯的眼睛里已经找不到一点水份了，只有哀伤。
宋一坤的心骤然揪了一下，心情更加沉重了，愧疚、同情、惋惜，什么滋味都有，他像罪人一样看着老人，甚至不知道应该对老人说些什么。
“你是……宋一坤吧？”方老伯有些迟疑地问。
“是我。”来一坤上前扶住老人，又介绍道，“这是夏英杰，和子云是同事，都在报社工作。”
“哦，”方老伯连连点头说，“听说过，我去油田的时候听说过。”
宋一坤问：“方大娘呢？”
“让老二接到县城去住了。”方老伯说，“你大娘身体不好，家里没敢让她去油田，怕她受不住，可她还是大病了一场。这儿天家里不断有人来，都是子云的朋友，也有报社的记者。我怕她再受刺激，让老二把她接走了。”
宋一坤问：“您还记得叶红军吧？那个北京人。”
“记得，记得。”方老伯答道。
宋一坤说：“叶红军有事不能来，托我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原谅，有机会他一定亲自来看您。”
听到“宋一坤”和“夏英杰”两个名宇，桌旁的两位青年显得非常感兴趣，也站起来上前招呼。经过介绍，这两位都是北京诗人，一位笔名叫“古峰”，一位笔名叫“河川”。其中古峰还在玉南油田见到过江薇，并且一起去黄河滩打猎。
方老伯安排出租车司机在东厢房休息，让女儿准备午饭，自己陪客人说话。他向宋一坤介绍了去五南油田处理方子云后事的情况，怎样接到了电报，怎样受到了报社的接待和公安局的询问，怎样带回儿子的骨灰撒在小青河里。
老人哽咽地讲着，而宋一坤似乎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有一段话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意识里一遍又一遍不停地重复着老人的这段话——
“警察让我看了录像，太惨啦，脸上、身上。地上全是血呀，法医说他是坐在椅子上朝脑门开了一枪，人倒了，椅子也倒了……”
宋一坤仿佛看到了那惨烈的一幕。
这时，夏英杰问了一句：“那后来呢？那个骗子抓到了没有？”
方老伯摆摆手说：“人没抓住，可是钱退出来了，六百万哪。照这么一算，他自己还赔进去了两百万，这叫什么事儿哟。
开始我也不信，后来我那丫头给我念了报纸我才信。”
“那报纸还在吗？”夏英杰问。
“在这儿。”方老伯起身说，“我去给你拿。”
报纸的第三版刊登了这条消息，夏英杰看过之后把报纸递给宋一坤。
文章的醒目标题是——《警方攻势强大，案犯秘密退赃》。文章写道：云阳公司案件的案犯在警方强大攻势的威慑下惊慌失措，以秘密方式主动退还了全部六百万元的赃款。案犯打电话给安河晚报社，告之赃款存放于北京市某家银行，报明了户头、密码和钥匙的寄存处。经有关部门查证确属事实，不久这笔赃款将全部退还给受害人。据查，秘密电话是从巴拿马国打出的，声音及通话方式均经过技术处理，由此推断，云阳公司案件可能有国外黑社会背景……
诗人古峰见宋一坤看完了报纸，便指了指桌上的报纸搭话道：“这真是一场让人不可思议的闹剧，赔进去两百万还不得安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真是看不透。”
方老伯看着宋一坤说：“子云留下一份遗书，上面只写了三句话。第一句是：对不起父母亲人了。第二句是：还不起钱，用专利抵账了。第三句是：文稿交给夏英杰处理了。”
宋一坤说：“老伯，子云不欠我的钱了，相反，专利增值的部分还要归还给您，那是子云的钱，但是卖出专利需要一个过程。子云生前委托夏英杰为他出版四本诗集，并且为他写一部人物传记，那是子云对夏英杰的信任，那么出书的费用就由夏英杰负担。当然，如果他的诗集有盈利，我们会如数给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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