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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力，但此后几年未与曹操打过大仗（也就是没有尽联盟义务）。倒是趁此机会扫荡地方势力，扩充地盘，直至占据两川，将曹操赶出汉中，又派关羽北伐，水淹七军，不但取代了孙权原来的老二地位，甚至有可能击败曹操，成为新的老大。孙权地位跌落到老三，他的策略也随之改变。
于是孙权趁关羽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与曹操合谋，夺取了荆州，杀死关羽。结果是同盟破裂，刘备兴兵报仇，又被孙权打败。蜀汉从此衰落，东吴也面临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如果分析一下孙权的心理，我们可能对他的背信弃义有更多同情。赤壁之战尽管符合他的利益，但到底是他出力挽救了刘备，此后他不但把荆州长期借给刘备，还把妹妹嫁给了这个老头子。他尽了同盟的义务，曾与曹操大战数次，不仅损兵折将（他的大将太史慈、董袭、陈武等都在战斗中阵亡），而且他自己也险些在逍遥津送命。可是从收益上说，他与刘备是〃牛打江山马坐殿〃，感到不平衡是正常的。
可是从对策论来看，孙权却犯了一个大错误，由于嫉妒，他过早和刘备翻脸，致使两败俱伤。这就好比枪手丙突然翻脸向乙开火。坐收渔利的当然是甲。虽然曹操的继任者曹丕没能抓住机会夹攻孙权，一举消灭这两个敌手，但蜀和吴此后已经没有可能打败魏国了。
那么，孙权的最优策略是什么？回想上面的枪手决斗就明白了。既然已经落到丙的地位，就该以丙的策略行事。让刘备去和曹操恶斗，自己扩充势力，养精蓄锐，随机应变。无论两者胜负，自己都能从中渔利。
这个问题是对策论中诸多问题中典型的一个。其基本前提是每位参赛者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是力图为自身利益考虑。这个问题的一项教益在于，显而易见的策略每位参赛者都试图除掉较强的对手并不一定是好策略。这就是人们认为解法是反直觉的解释。当然，由于你更进一步地投身于对策论，那么你的直觉就会改变，而且如果它是完全意想不到的话，则意想不到的局面就会更加意想不到。枪战决斗的另一项教益是，在缺乏有关参赛者能否联络、共谋、进行威胁或达成有约束力并可以实施的协议等信息的情况下，对可能的解法是不能进行正确评估的。在对策论中，往往需要了解这样的社会学因素。
无须试图进行严格的论证，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枪战决斗可能类似于政治或经济的竞争。按照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温·布拉姆斯的看法：枪战决斗的知识可以扩展到多位候选人的政治竞选上，布拉姆斯说道：〃看来这些候选人的最佳战略，莫过于在他的部分政治势力范围内追随最强的对手。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另外还有两位自由主义者，那么你就要追随最强的一位。于是所发生的情况将是两位最强的对手就会彼此攻击，而且最弱者就会存留下来了。〃这时，如果所发生的情况全面出现，那么最弱的候选人就会在其政治势力范围内幸存下来。
启示1：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政权明存实亡；公元200元，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羽翼渐丰；公元208年，曹操挥军南下，大治水军，想收取江东。但赤壁之战，曹军为孙权刘备联军所破。三分天下的形势从这时开始初步形成。
启示2：几千年来，人类始终把一条黄金法则当成行为的准则。这项法则是：种什么因，收什么果，你如何对待别人，你种的善因或恶因，最后都会报应到你自己的身上。
杂货铺与政党
那么，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党派之争，是如何避免〃三个快枪手〃无休无止的厮杀呢？答案是〃两个杂货铺〃。
杂货铺定位问题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霍特林提出来的（即霍特林模型）。这一模型常被运用来说明西方两党政治的若干现象。
西方一些大国，都有相似的两党政治。在英国是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在美国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坐庄。民主党和工党一般被认为是〃左派〃，倾向于标榜代表劳工阶层的利益，共和党和保守党则是〃右派〃，站在企业主一边。在竞选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两党互相攻击越来越厉害，可是实际政治纲领却越来越靠近。等到一个政党获胜取代对手上台以后，选民发现，新政府较老政府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呢？进一步，为什么这些西方大国都会出现两党政治呢？
实际情况就和杂货铺定位博弈一样。工党一定要打出劳工代言人的旗帜，所以它是站在左边的，左边是它的地盘。但是只有左边一半的选民，还不足以保证胜出。为了在竞选中获胜，它要想办法把中间的在两党之间摇摆的选民争取过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竞选纲领向〃右〃的方向靠过去一点，即在竞选中宣布也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兼顾企业主发财。移过去一点，地盘就可能大一点。同样，原来立党之本是在〃右〃边的保守党，在竞选的过程中也要往左边靠，以争取更多的选民。这样斗法的结果，在漫长的竞选过程中，虽然两党的攻击和谩骂不断升级，但是实际纲领却不断靠近，直到两个政党在中点紧挨在一起，才是稳定的纳什均衡。
为什么第三个政党难成气候？这是因为在上述假定条件之下，如果三个政党的位置不相同，不在同一个点上，那么至少有一个政党单独位于一端，它就有向内挤压的动机，道理和前面论述的一样，所以这时候不是稳定的局面。如果三个党都位于中点，那么谁单独跳开一点点，谁就会取胜，所以也是不稳定的局面，这是因为从中心跳开一点（无论向左向右）的时候，至少那一边的选民都会投他的票，例如，向左一点，左边的选民就会选他；而另一边的选民要由留在中点的两个政党来瓜分，这两个党各自的得票，就都比不上跳开的那个党。同样，如果三个政党位于同一点，但是这一点不是中点，那么谁单独向中点稍微移动一点点，它就会占便宜，这是因为从旁边向中点移动一点的时候，多数选民都会投他的票，而另外两个政党则只能平分不到总数一半的选民。
三个党不在一起不稳定，三个党全在中点也不稳定，三个党全在另外一点更不稳定，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三党政治不会稳定。或者换一个角度理解，即纲领变化无常的政党不会有较强的生命力。
这个政党纲领向中点移动的机制，也说明西方两党政治的欺骗性，竞选的时候，怎样有利于拉票就怎样讲，当选以后可以忘得一干二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要以为哪个政党上台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就会根本改变，确实很有道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两党政治主张的趋同性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坏事甚或可以说是好事，因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照顾每个人的利益，尽管免不了有妥协和交易，但要把不同阶级、不同政治理想和利益要求的人组织成一个整体，这些代价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
启示：所谓杂货铺定位问题，简单说就是：在一条街道上有两家杂货铺，为了争取更多顾客，两家杂货铺都趋向于把店铺设在街道中心点，最后的均衡是，两家杂货铺都开设在整条街的中点，紧紧挨在一起。
效能与民意
在信息畅达迅捷的媒体时代，政治家很仰赖民意调查来了解选民的需求，以避免招惹潜在选民的不满。而民众选择政府的同时，也就决定政府的决策品质。
社会学家发现：效率与民主或〃社会公正〃有时是矛盾的。比如像长城或金字塔那样的建筑，只能出现在专制的社会中。
现代社会中，不论是哪个国家，都有太多方法可以阻断事务的进行，却没有足够的方法来推动事务的发展。古代的法老王有绝对权威，花上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建造金字塔；罗马教会的权势，使它可以用好几代的光阴去盖一座天主教堂；而一位皇帝想修一座宫殿，也就不须多费唇舌解释。大众决策绝不会有任何冒险性，因为在这个大众传播与民调盛行的年代，政治人物若想要保住饭碗（这可是人人梦寐以求的），就不能冒险作出任何不受欢迎的决策。
民意有两个难题：首先，多数不一定正确，至少有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其次，民意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不要忘了，希特勒正是通过鼓惑人心的本领被选举上台的。
下面一段也是引自《是，首相》，以一个文官之口，讲述他的上司向他解释操纵民意的诀窍。
我不懂选民怎么能同时赞成而又反对一件事。亲爱的汉弗莱告诉我怎么做。
诀窍是，向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去接近他的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士，手里拿着一个写字板。自然，这个普通老百姓要给人一个好印象，不愿使自己干蠢事。因此，市场调查者就会问他旨在引出一贯式答复的问题。
汉弗莱在我身上作示范。〃伍利先生，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你担心吗？〃
〃是。〃我说。
〃你是否认为在我们的学校里缺乏纪律和严格训练？〃
〃是。〃
〃你认为年青人欢迎在他们生活中搞一些组织和领导工作？〃
〃是。〃
〃对他们提出挑战性的要求，他们会有反响吗？〃
〃会。〃
〃也许你赞成重新恢复兵役？〃
〃是。〃
嗯，我自然而然地说〃是〃。一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看来缺乏一贯性，几乎不太可能回答其他的话。那么，所产生的事实是，民意调查光发表最后的一个问题及其答复。
汉弗莱建议我们委托别人举行一次新的调查，我们就这样干了。他当时当场炮制了一连串问题：
〃伍利先生，你是不是担心爆发战争？〃
〃是。〃我说，十分真诚。
〃你对军备的增长很不高兴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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