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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莱蒙托夫
1837年1月29日，当普希金逝世的消息传开，俄国社会震惊了。一位青年诗人在悲愤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有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等候你们。
你们黄金的响声贿赂不动他，他看透了一切思想与行为。……即使，你们用你们的污血。
也洗不清诗人正义之血。
这位大胆无畏的诗人，就是莱蒙托夫。他当时是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少尉军官。他以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强烈的政治热情，被公认为是普希金的继承人和俄国诗坛的希望。在写完上述这首《诗人之死》以后四年，莱蒙托夫招致了与普希金相同的命运。他以他的创作和生命反抗了黑暗的专制制度，是三十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与命运的写照。
莱蒙托夫的创作体现了俄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但与普希金不同，他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上尉军官家庭。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早逝，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监护权。莱蒙托夫在外祖母的大庄园里度过了自己孤寂的童年。1827年，他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并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写下了六十余首诗作。183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思想创作日益成熟，他的诗中对自由的渴望日渐强烈。由于莱蒙托夫参加了大学生驱逐反动教授事件以及考试时与教授发生冲突而被校方“勒令退学”。这一结果剥夺了他转入彼得堡大学的机会，莱蒙托夫愤而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单调枯燥的军校生活并未使莱蒙托夫停止自由地思想，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瓦吉姆》和充满叛逆精神的长诗《恶魔》，抒情诗《帆》、《不是的，我不是拜伦，而是另一个》也产生在此时。1834年，莱蒙托夫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近卫军骠骑兵团旗手，驻扎在彼得堡附近。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生活使年青的莱蒙托夫曾一度眼花缭乱，但这种生活并非莱蒙托夫的精神追求，它仅仅为莱蒙托夫提供了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空虚而腐朽的层面，利用这些素材，诗人创作了诗剧《假面舞会》。
1837年是莱蒙托夫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普希金之死使压抑已久的诗人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呐喊，这便是著名诗篇《诗人之死》，这首诗使莱蒙托夫的名字好似光彩夺目之星耀然升起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也召致了专制政权对诗人的仇恨和进一步的迫害。1837年2月，沙皇逮捕了莱蒙托夫并下令将他流放到高加索。高加索壮丽的景色和丰富的民间素材孕育了他那有民间歌谣特色的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7）。 1838年，在外祖母的奔走下，莱蒙托夫被召回彼得堡。文坛的盛名和流放的“浪漫”色彩，使莱蒙托夫一跃而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但如同艰苦的流放生活不能使莱蒙托夫改变一样，前呼后拥的热闹场面同样不可能改变莱蒙托夫。他再次向沙皇政府表明了他对专制制度决不妥协的态度。在彼得堡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长诗《童僧》以及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年2月，莱蒙托夫为维护俄国军人的荣誉被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为此他再遭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同年4月，他再度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2月，在获准去彼得堡度假的两个月里，他修改并完成了长诗《恶魔》。
1841年7月15日，莱蒙托夫的军校同学马尔丁诺夫在受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头目的唆使、煽动下，故意挑衅莱蒙夫并坚决要求决斗，莱蒙托夫无奈应战。决斗时，莱蒙托夫仍寻求讲和，尽管他幸运地成为先开枪者，但他并不想打死对方而冲天开枪。沙皇政府处心积虑设下圈套，使诗人被疯狂的对手当场杀害。诗人死时还不满27岁。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如此评介了莱蒙托夫的死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莱蒙托夫被杀害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内容上比普希金更进了一步的诗人。”
在十余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莱蒙托夫创作了抒情诗四百余首。其中有代表性的名篇有：《诗人之死》（1837）、帆》（1832）、《波罗金诺》（1837）、《祖国》（1841）、《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1841）、《囚徒》（1837）、《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1840）等等。
莱蒙托夫的诗题材广泛，它既反映诗人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里压抑、孤寂的悲苦心绪，更充满了诗人对现实的叛逆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这正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暴政统治的年月里人民普遍情绪的真实写照，是贵族中一代先进人物的心声。
《帆》一诗是莱蒙托夫的精神象征，在诗中，诗人表达了既忧伤、孤独，又渴望改变现实的不屈服精神，那“帆”颇有象征意味：
下面是清比蓝天的波涛，上面是那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祥！
俄国文豪高尔基在评论这首抒情诗时指出，诗中所表现的悲观情绪是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感情。”
1837年创作的《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向上流社会公开挑战的宣言。诗中充满对沙皇的仇恨和对杀害普希金的上流社会权贵们的鄙视。这种与贵族社会誓不两立的情绪，还鲜明地表现在诗人后来写成的抒情诗 《常常，我被红红绿绿的人群包围着》中。 《波罗金诺》、《祖国》、《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等，是蒙托夫抒情诗中歌颂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名篇，在抒发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爱、表达对劳动人民深厚感情的同时，诗人把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广大人民中间。也许是他的死，阻碍了他最终由一个革命贵族作家成为革命民主义作家。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不论就其内容的丰富、感情的充沛和艺术形式的优美而言，都堪称完美。特别是诗中所运用的格律、韵脚，比喻等修辞手法和感叹、疑问等句型，更是精确无比，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完全采用纯正的俄语，其精练优美、朴实无华的程度，与普希金齐名。
长诗《恶魔》（1829—1841）和《童僧》（1839）是莱蒙托夫长诗中的代表作品。
创作 《恶魔》的时候，莱蒙托夫仅十五岁。当时他想创作一个恶魔、天使与人间女子的爱情故事，后来几易其稿，最终将故事的地点改在高加索，使诗的现实感更强。诗中的恶魔原来是个天使，但他不屈于上帝的意志而被贬为恶魔，成为天国的敌人，叛逆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使他具有反抗上帝的勇敢精神，并注定了他在那绝望的世界中，要永远忍受孤独和痛苦的折磨。纯洁善良的格鲁吉亚姑娘塔玛拉使恶魔看到了人间真善美的力量，但他的吻却使塔玛拉丧生。恶魔由于无法克服自身的恶性，将不幸带给了别人。恶魔这个形象是莱蒙托夫同时代人身上弱点的体现。罪恶的社会制造了恶魔般的人，他们孤傲、冷漠，充满了对上帝的怀疑、批判和反抗，但他们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中的一切，他们给他人带来的只是不幸，最后的结果仍是他独自在天地间忍受上帝的诅咒和孤独的痛苦。莱蒙托夫在诗中借恶魔与塔玛拉的爱情故事刻意描绘了恶魔的反叛性格，泻泄了对尼古拉反动暴政的仇恨。《恶魔》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为人们所难忘的，正是恶魔那桀骜不训、敢于反抗至尊的形象，恶魔所体现的不屈精神和对自由的向往，吸引和鼓励着人们的斗志。
《童僧》是莱蒙托夫的又一篇浪漫主义杰作，是他不屈服于上流社会的诱惑、与贵族权贵永不妥协之决心的体现。在诗中，莱蒙托夫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少年僧人形象。这个山民的后代很小便被俄国人俘虏，在远离故土新人的寺院里，他始终向往着自由，向往着为祖国而战斗。在逃出寺院的三天里，他经受了自然与人生的各种考验。当他不幸迷路又回到寺院时，在绝望与昏迷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童僧逃离寺院的故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作者将黑暗的社会比喻为令人窒息的寺院，而童僧对自由和战斗的渴望成了当时先进贵族知识分子推翻专制暴政的呐喊。
除了《恶魔》和《重僧》，莱蒙托夫的另一首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 （1837）同样表现了作者那种不畏强暴、争取平等和自尊的精神。反抗沙皇的是一位平常的商人，他的勇敢在于他不畏沙皇伊凡雷帝手下亲兵的淫威，为维护自己的尊亚而击败了对手。他虽然被沙皇处死，但他的精神却令统治者胆寒不已。这首诗写于诗人第一次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诗人运用民间历史歌谣的形式，以古喻今，歌颂了维护尊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正义之举。
发表于1840年5月的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毕巧林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部书在当时就轰动了俄国社会，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精典作品之一。
毕巧林是一位英俊而富有的贵族军官，他聪明过人、精力充沛，但他的行为却与其外表不相符。他在服役时骗取了契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但很快又抛弃了这位美丽的姑娘，导致了贝拉的惨死。继尔他又向自己并不爱的梅丽公爵小姐表示爱情，以从别人手里争夺女人表示对庸俗世风的鄙视，但当梅丽一心爱上毕巧林时，他又拒绝了梅丽，给梅丽带来极度的痛苦。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