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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高涨，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使赫尔岑开始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革命的希望。在赫尔岑最后一部小说《医生，垂死的人和死人》（1869）中，他已预感到反动统治的垮台和“新的力量和新的人”的出现。可惜，多年的流亡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被肺炎夺去生命。
《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代表作，它还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政论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创作始于1841年赫尔岑流放诺夫戈罗德期间，1846年在莫斯科最后完成。小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引起很大反响。
小说围绕三个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反映了俄国当时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的悲剧命运。退役将军涅格洛夫请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家庭教师。克鲁齐菲尔斯基很快与涅格洛夫家的“孤女”（其实是涅格洛夫与一个女农奴的女儿）柳邦加相爱。混格洛夫顺水推舟把柳邦加嫁给了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克鲁齐菲尔斯基的同学、田庄领主别里托夫从国外归来后，他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别里托夫与柳邦加暗中产生了强烈的恋情，这使他们三人都异常痛苦，最后的结局是别里托夫再次远游，但他的离去并没能使克鲁齐菲尔斯基和柳邦加之间的爱情重新恢复，柳邦加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鲁克齐菲尔斯基只能在酗酒中消磨时光。这三个好人为什么同样遭受了这种不幸和痛苦，作者通过展现三个人物的性格，提出并回答了“谁之罪”的问题，把矛头对准了造成三个青年不幸命运的农奴制社会。克鲁齐菲尔斯基是个穷医生的儿子，贫穷屈辱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软弱忧郁的性格，他“天性温顺，不但不想与现实进行斗争，反而因它的压力而退缩”，他的软弱使他在别里托夫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渺小和缺乏光彩。别里托夫是当时进步青年贵族的代表，他很聪明，又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激进的思想，正是他身上的光彩吸引了柳邦加，使后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别里托夫的出身与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勇于投身社会的有作为的人，他成了一个聪明的废物，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柳邦加被认为是“第一个以独立的人之姿态在俄国出现的女人”，她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她的身世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在那种环境中永远只能是个孤独的人，她与克鲁齐菲尔斯基的相爱正是她反抗周围环境的结果。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有“宏伟抱负”的别里托夫，她爱别里托夫，那是她理想追求的一部分。为理想而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特征。但柳邦加所追求的结果仍然是悲剧性的。在书中三个主人公的命运中，赫尔岑为我们挖掘出了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即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这三个人本来都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周围人们的庸俗无知、死气沉沉，贵族们的专横残暴和农民们的悲惨处境，使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在这里生存，这里有的只是令人窒息、毫无生机的气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主人公们的生活只能以消沉和失意而告终。赫尔岑通过三个人物的命运控诉了俄国社会对人才的扼杀和给生活带来的灾害，在赫尔岑的笔下，任何恶的品性都能追根溯源到其最后的元凶，这就是俄国的农奴制。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疑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因此，要消除人们生活中的悲剧，就必须铲除农奴制制度。
赫尔岑一生追求，试图为祖国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之路，虽然由于条件的局限使他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已达到了“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作为革命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
第四节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创作跨越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漫长的岁月，他以小说、散文和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被人们称为“艺术编年史”。
屠格涅夫一生创作颇丰，他的许多作品以其精湛的艺术美被奉为俄国文学的精典。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9月出生在奥勒尔市一位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位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个很有文化教养、但却相当严厉的女地主。作家的童年生活在母亲的庄园里度过。封建庄园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阴暗的记忆。
1827年，屠格涅夫随全家迁居莫斯科，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1833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1837年，他大学毕业。
1838年，屠格涅夫去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文学。1841年回国，1842年他在彼得堡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1843年，他认识了别林斯基。与别林斯基的相识与交往对屠格涅夫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847年，他与别林斯基一起周游德国各地，在这一年，他还亲眼目睹了法国二月革命。他的现实主义重要作品《猎人笔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与母亲不和，屠格涅夫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的《食客》（1848）、《单身汉》（1849）和《乡村一月》（1850）等都是名篇，在这些剧本中，屠格涅夫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社会风习，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50年，屠格涅夫回到俄国。1852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而被捕，在拘禁中他写了著名的小说《木木》。一个月后，他被流放，其实，这次流放是沙皇对他写作《猎人笔记的》报复。1853年，屠格涅夫被解除流放，重回彼得堡。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罗亭》（1856）、《阿霞》（1858）、《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和《处女地》（1877）等。
六十年代初，屠格涅夫的《前夜》发表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触怒了屠格涅夫，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从根本上并没有站在民主主义者一边，所以，文章中就《前夜》联系俄国现实对革命的分析和预测，是不可能得到屠格涅夫赞同的。为此，他断然宣布同合作了十年的《现代人》杂志决裂。七十年代，屠格涅夫移居法国。《处女地》就是他在国外同“民粹派”人士接触的结果，也反映了屠格涅夫头脑中始终未得到解决的矛盾。
在1878年至1882年这几年间，屠格涅夫还创作了八十多篇散文诗，这些诗是他创作思想的体现，是他数十年对社会和人生思考的结果。这些诗中，有的感叹了人生的空虚、幸福的渺茫和自然的冷漠无情，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悲观、失望情绪，有的则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末来的信心。《门槛》便是其中的名篇。它塑造了一个原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女革命家的形象。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隽永优美，充满激情，语言锤炼精致有味，是俄国文学宝库中一块光彩夺目的魂宝。
1880年，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到俄国，在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上，他曾表示了叶落归根的愿望，但两年多以后，他却因脊椎癌病客死法国。按照屠格涅夫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彼得堡，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他反农奴制立场的见证。它的第一篇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发表在1847年的《现代人》杂志上，以后屠格涅夫又陆续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二十来篇故事，1852年出单行本时，共有二十二个短篇（1880年定版的版本中增加了三篇，共二十五个短篇）。
《猎人笔记》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的俄国农村生活。反对农奴制度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在这部书中，屠格涅夫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和地主形象，并把他们的生活加以对照。首先，作家在对比农民和地主的精神世界时，赞扬了农民道德品质的崇高和丰富。
《霍尔卡里内奇》塑造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农民形象。霍尔是个聪明、能干、善于理财持家的人，他生活得很实际，而长里内奇却正好相反，他富于幻想，热情而浪漫，是个理想型的人。他们虽然性格不同，却有很高的天赋的创造能力，如果没有农奴制条件的限制，他们会更有作为。《歌手》中的天才农民歌手、《孤狼》中的看林人等普通农民身上，都有着朴实、善良、勤劳、正直这些美好品德。对农民所受到的摧残和侮辱，屠格涅夫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屠格涅夫的同情是在农民一边的。
但屠格涅夫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并没有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没落、罪恶的整体来看，相反，他塑造了一些善良的地主形象。对农民的处境，他并没有希望用暴力推翻压迫农民的国家机器，而是希望用改良的办法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些都妨碍了屠格涅夫对俄国社会本质的认识。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展露了其描写风景的非凡才华，俄罗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