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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科伊和长巴诺娃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是旧传统和旧秩序的卫道士。季科伊凶恶无比，仗着自己的势力对穷人进行敲榨勒索，对鲍里斯他也不放过，最后逼得鲍里斯离开这座城市他才罢休。卡巴诺娃是另一种类型的剥削者形象。她表面上很善良，但实际上却十分专横、毒辣。她是家庭的主宰者，是旧秩序的捍卫者，她仇视一切新的事物，拚命将家里的人约束在她所信奉的陈规陋习之中。当预感到“老规矩完蛋了”，“末日要来了”的时侯，仍不停止对卡捷琳娜，甚至是亲生儿子季洪的折磨和迫害。库利金一语擢穿了她的伪善本质：“她是个假善人！她肯施舍叫化子，可是对家里的人却狠极了”。作者指出，正是这两个封建农奴制的卫道士，是卡捷琳娜悲剧命运的直接制造者。
季洪和鲍里斯同受着卡巴诺娃和季科伊的支配，也是卡巴诺娃和季科伊手下的牺牲品。季洪在母亲专制的家庭里长大，养成了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他从来就没有过人格的独立，所以他虽爱自己的妻子，却又无力保护她。鲍里斯虽比季洪有知识和文化，但他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眼看着季科伊侵吞了自己的财产，他也只是忍气吞声，最多是发发牢骚而已。他也爱着卡捷琳娜，但他是无力从“黑暗王国”中救出卡捷琳娜的。季洪的唯唯喏喏和鲍里斯的软弱，同样是造成卡捷琳娜死亡的原因。
奥斯特罗夫斯基用卡巴诺娃、季科伊、季洪和鲍利斯等人物形象，营造出了包围在卡捷琳娜周围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表明了卡捷琳娜悲剧的制造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
卡捷琳娜也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动人、最美好的妇女形象之一。她的性格与季洪、鲍里斯的性格相比，要勇敢、坚毅得多。她厌恶沉闷而冷酷的生活环境，忍受着卡巴诺娃的百般欺辱，季洪的软弱更加使她感到孤立无助。鲍里斯的出现，使她看到了改变生活现实的契机，她对鲍里斯的爱，多少带有反抗命运的色彩。卡捷琳娜性格的光彩之处，集中体现在她最后与卡巴诺娃的抗争上，她并没有再屈从下去，而是以自己的死，表达了她将不再忍受“黑暗”的统治、誓与暴虐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形象，被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大雷雨》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思想，而且具有精湛、独到的艺术技巧。它的结构匀称，情节流畅而合乎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了大自然作为剧情的背景，而且风景的变换与剧情的内容、人物的心理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可称第一人。当卡捷琳娜心理活动异常紧张激烈的时候，作者总是以“大雷雨”的背景来加强戏剧效果，提高戏剧的艺术表现力，烘托出剧中的紧张气氛。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而生动，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客观展示了他们的性格的各个侧面，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透过不同的人物类型，表现了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阶层或阶级。戏剧的语言是戏剧艺术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雷雨》以其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作为语言艺术家的天才。作者为剧中每个人物选择了恰如其分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了作家艺术雕琢的精巧。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以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人物性格和清新真实的生活气息令俄国的戏剧舞台面貌一新，他的出现，使俄罗斯有了自己的、民族的戏剧。
第六节 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是艺术与革命斗争的结合，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呼声。在他充满着爱国主义和公民精神的诗篇中，有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有他在诗歌艺术领域里的大胆开拓。
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的宣传组织活动也曾在俄国解放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可以说，革命运动造就了涅克拉索夫，而涅克拉索夫又成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民主主义解放运动的代言人。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于1821年12月出身在乌克兰波多尔斯克省维尼茨县一个农奴主家庭。父亲是个残暴的军官。在雅罗斯拉夫尔祖传的庄园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这里，父亲的残暴、伏尔加河畔纤夫们日夜的号子和呻吟，被政治犯的脚镣磨平的道路，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这里，他萌发出了对农奴制的仇恨和对压迫者的反抗情绪。
1832年，涅克拉索夫进入雅罗斯拉夫尔中学。1838年，涅克拉索夫进入彼得堡军事学校。但他因违背父愿到彼得堡大学旁听，被父亲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从此，青年涅克拉索夫便开始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为维持生存，他曾干过苦力，住过贫民窟。在这种残酷的生活中，他学会了观察生活和体验人民的感情，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1842年，涅克拉索夫结识了别林斯基，这对涅克拉索夫的创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观形成、美学观念的确立等方面，涅克拉索夫都得到过别林斯基的指导和关怀。从此，涅克拉索夫日益发挥出了自己在诗歌方面的非凡天才，走上了一条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真正诗人”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在旅途中》一诗和特写《彼得堡的角落》（1845），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
1847年，涅克拉索夫接办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现代人》。以此为阵地，涅克拉索夫发表了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的作品和文学评论，使《现代人》的进步思想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别林斯基逝世后，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继续了《现代人》的编辑。直至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杜勃罗留波夫去世后，涅克拉索夫仍维护了《现代人》作为革命阵地的传统。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反动势力查封。涅克拉索夫与著名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一起用《祖国纪事》杂志来发挥《现代人》的作用，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可以说，自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便没有离开过编辑、出版的组织工作，因此，他又是一个很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和文学评论家。
在编辑工作的同时，涅克拉索夫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充分表达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激情。在50年代至60年代，涅克拉索夫的眼光由城市转向了农民，转向了日益高涨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他写下了著名诗篇《诗人与公民》（1850）、《别林斯基》（1855）、《大门前的沉思》（1858）、《叶廖穆什卡之歌》（1859）、《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和《铁路》（1864）等。
《诗人与公民》是一篇革命民主主义艺术家的宣言，诗人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他鼓励艺术家积极投身于解放斗争，做一个当之无愧的公民。他号召艺术家们：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吧……
去吧，无可指责地去牺牲！
你不会白白地死去：事业将会永存！
假如为这一事业有鲜血在汩汩地流动。
涅克拉索夫就正是这种为祖国、为理想和信念而不懈斗争的诗人。
在《大门前的思索》一诗中，涅克拉索夫充分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面前呼唤斗争的心情。随着地主权贵的丑行被层层揭露，看到被奴役人民的生活惨状，涅克拉索夫深情地呼唤着人民：
你是否充满了力量，还会苏醒？
难道你还要服从命运的法则？
难道你所能做的都已完成？
难道你创作了一支宛似呻吟的歌曲，而灵魂就永远沉睡不醒？
在《叶廖穆什卡之歌》里，作者不再是一个思考者，而是一个鼓动家的形象。这首用歌谣的形式写成的诗，饱含渴望战斗的激情，音韵优美，朗朗上口，很快便在民间流传开来，诗人口号便是“自由”、“平等”和“博爱”。
1861年，涅克拉索夫曾为“解放农奴”而作过一首献给农民的诗——《货郎》。全诗通过“货郎”游历的经过，说明了“改革”没有为农民带来任何转机，而只是一场骗局。作者认为，只有重新站起来同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才可能最终使人民摆脱无权和贫困的状态。
《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一首“劳动”颂歌。在诗中，作者通过一位俄罗斯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反映了自己关于生活、关于俄国社会的思考。涅克拉索夫在诗中塑造了一个“庄严美丽的斯拉夫妇女的典型”，这就是诗中的主人公达丽亚。她身上的所有美德，都是与劳动分不开的，在对达丽亚的赞美中，充满了作者对劳动者的崇敬。
《铁路》（1864）也是一首赞美劳动者的诗篇。该诗通过描写铁路修建的过程，歌颂了人类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劳动人民。
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涅克拉索夫以更高的热情写下了几部叙事长诗，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