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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入侵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一首史诗讲述绰号“红太阳”的基辅公弗拉基米尔公的伟绩，描写他如何在基辅的城门前击退了鞑靼入侵者。在这一时期的史事诗中，基辅和基辅大公是一个中心形象，它和他均被视为往昔的民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鼓舞人民的现实的力量源泉。这一时期，在一直未被征服的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公国里，也流传着一些史事诗，如关于瓦西尔·希斯拉耶夫、关于萨特阔的歌谣等，这些史事诗描述的是和平生活，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等地丰足的生活和维持独立的强大力量。
这一时期，在民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载，即史歌。与史事诗不同，史歌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所述事件也是在较近的时间里发生的。史歌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歌，只是对于后代来说它才是“历史的”。历史中的人物往往是普通人。这些人物及其功勋，有些被记录进了后世的书面文学，有些则在民间世代相传至十九世纪。
蒙古鞑靼人占领时期，编年史的写作大多中断了，只在莫斯科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书面文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体裁，是所谓的“战事故事”。战事故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虽然有个别杜撰的细节；这种故事往往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它仍是接近民间创作的世俗文学。这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有这样几部：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谢夫卡尔的故事》、《顿河彼岸之战》、《马迈大战记》。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由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叙述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率军攻至梁赞城下，梁赞大公尤利派儿子费多尔去求和，拔都要求费多尔献上妻子，费多尔断然拒绝，被拔都杀害，费多尔之妻叶芙普拉克的西闻讯抱子跳楼自尽，尤利公率军前去迎敌，兵败，拔都焚毁梁赞城；另一故事叙述梁赞税收官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率一队勇士与鞑靼军激战，最后英勇牺牲。故事带有宗教色彩，梁赞公一家的灾难被说成是神因他们的罪孽而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故事也说明了封建王公的不和是鞑靼人连连获胜的原因，更写出了毫迈的誓言：“宁可英勇地死去，也不过受奴役的日子。”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被认为是《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最珍贵的文学文献，是战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
《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说的是特维尔公被莫斯科大公暗害的事，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王公间的自相残杀。《谢夫卡尔的故事》叙述是1327年发生在特维尔的一场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人民起义。
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领五万大军渡过顿河，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马迈率领的蒙古鞑 靼军激战，打垮了马迈军。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库利科沃会战”。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民族最终摆脱蒙古鞑靼人的压迫奠定了基础。这次会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顿河彼岸之战》和《马迈大战记》。
《顿河彼岸之战》由梁赞的神父索封尼在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写成，作者试图对事件的全过程作具体、详细的记述，借以歌颂俄罗斯人的胜利，歌颂德米特里·顿斯科依 （“顿斯科依”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会战后获得的绰号，意为“顿河之王”）的功勋。《顿河彼岸之战》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这部作品大量采用了《远征记》的叙述、修辞手法，甚至有大量的直接引文。但是，两部作品间的更深刻的联系，则表现在主题的一致上。《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同样声讨了某些王公的变节行为，同样回顾了基辅罗斯荣光的过去，同样发出了让全俄罗斯团结抗敌的呼吁。与《远征记》不同，《顿河彼岸之战》写的是俄罗斯军队的胜利，作者有意地在将这次胜利当作伊戈尔1185年那次失败的补偿。《马迈大战记》在关于库利科沃的作品中是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这部作品具有某种矛盾性：一方面，其作者对事件作了真实的记述，歌颂了俄罗斯军人的勇敢、俄罗斯王公的英明，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的思想；另一方面，作品却夸大了宗教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德米特里大公被写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断地祈祷，求助于神灵的保护。作品写了莫斯科主教奇普里安与德米特里大公的会晤，暗示主教在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那位主教当时还没到莫斯科。宗教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意识和世俗思想的揉合、的冲突，正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征。
第五节 莫斯科国家时期的文学
史家将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称之为“莫斯科国家”。在驱逐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起了重大作用，逐渐地，莫斯科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心。国家的统一，为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教育的兴办，印刷术的采用，书籍业的起始，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所包含的两个世纪中，十六世纪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政论性，文学近似乎政论，所关注的焦点是民族统一方式、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十七世纪，是俄罗斯中世纪结束的世纪，在十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转折，文学的民主化、世俗化、个性化色彩日愈浓重，讽刺文学、个人传记、作品中的杜撰情节、自由诗体等等的出现，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十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献是很难区分的，一些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的政治著作，也历来被文学史家列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如《弗拉基米尔诸王公传》和《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王公传》无疑是一部体现王公政权官方思想意识的著作，这部传记中最主要的内容由两个传说组成：一曰莫斯科的诸位王公均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的后裔；一曰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登基时戴上的皇冠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所授。这两个传说，旨在树立莫斯科大公们的威信，论证其权力的合理性和不可动摇性。这一传说与繁会方面关于“莫斯科系第三罗马”的说法是相互联系的。俄国东正教会认为，罗马帝国毁灭后，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欧洲宗教的中心又转到了莫斯科。只有莫斯科，只有俄罗斯，只有东正教会，才是欧洲古代宗教传统正宗的继承者。直到如今，在俄罗斯，某些教会人士和文化人仍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骄傲。《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小型书信选。库尔布斯基曾是伊凡雷帝手下的一位名将，后因不满沙皇的作为于1564年叛逃立陶宛，他从立陶宛给沙皇伊万四世写了四封信，认为沙皇对于贵族阶层过于残忍，规劝沙皇多施仁政，并给沙皇提出了一些治国策略；沙皇伊凡两度回信，信中不仅谴责了库尔布斯基的变节行为，同时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针。当时，就有人将这几封信集在一起，终于使这份珍贵的文献留传至今。
讽刺文学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民主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讽刺文学，体现着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上与民间文学联系较深，其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之间的不断接近。《硬鳍鲈鲋的故事》就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莫斯科国家的诉讼程序，表现了下层人士的感情和新兴手工业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莫斯科生活的现实。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开始由对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转向对虚构的人物和情节的描述，从纯粹的编年史式的记录，转向对个性的挥扬。或者，普通的市民走进文学，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充满浪漫色彩的奇闻逸事，成为作者和读者热衷的对象；或者，作品的创作者较留心于自己和自己内心的感情和状态了，从作品的语言到作品的思想，都带有了更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析，它开始挣脱中世纪思想意识的束缚，走上一条更为自由、健康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点上，阿瓦库姆（1620／21—1682）及其《圣徒传》是很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作为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阿瓦库姆是激进的尼孔改革的激烈反对者，他主张因循守旧，是宗教上和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言人。1666年，他被高级神职人员会议判决流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儿的土牢中被囚禁了十五年，在土牢中，他写成了著名的《圣徒传》。《圣徒传》的作者，却无疑是一个文学上的革新家！他大量引进民间和生活语言，大胆吐露内心情感，并对自己的身世和周围的现实作了生动而又真实的描绘。所有这些，使得 《圣徒传》成了一部充满民主色彩的个性色彩的杰作。这部作品，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忏悔自传”体载的奠基之作。
十七世纪文学中又一重要的事件，是俄语诗歌中音节诗体的确立。音节诗体的创始人是西梅翁·波洛茨基 （1629——1680）。西梅翁·波洛茨基原是白俄罗斯人，后在莫斯科进行卓有影响的宗教、政治教育活动，他担任过沙皇子女的家庭教师，创办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他曾与俄国分裂教派激烈论战，是宗教界和社会上激进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音节诗体，要求诗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