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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主义进行了挑战。就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而言，不论是取材、选择的描写对象和塑造人物的方式，都是感伤主义文学主张的实践。与文学活动相呼应，1801—1802年间，卡拉姆辛还主办了政治性文学刊物《欧罗巴导报》，在这一杂志上，他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纲领，即文学应当有助于培养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卡拉姆辛的文学作品中，《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可怜的丽莎》是其代表作品。前者是一部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十分典型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记叙了作者游历欧洲多国的经过、见闻、感受。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对亲身体验的描绘和主观的议论、抒情是占重要位置的，所以，作者曾说：“这是十八个月来我心灵的一面镜子！”《可怜的丽莎》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而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最终分手的故事。埃斯特拉是个贵族青年，他爱上了温柔而美丽的农家姑娘丽莎，丽莎对他也十分倾心。埃斯特拉无法摆脱自身的贵族习气，因贪赌而破产。为了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他背弃了丽莎而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丽莎得知埃斯特拉的背叛后，悲痛万分，投湖自尽。在社会文明的玷污下，埃斯特拉失去了纯洁而质朴的品质，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作者的同情始终在丽莎、她的父母这些善良、纯洁的普通人身上，他一边向读者讲述着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边抒发自己的感情，以丽莎的痛苦和自己的关切同情之情来打动读者。在作者笔下，社会底层那些未经文明玷污的人和上层社会的人 （即贵族）是对立的，丽莎虽然出身低微，但她的心却比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更纯净、更美好。作者谴责了上流社会青年的轻浮，但将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埃斯特拉的浅薄、却并没有挖掘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种描写虽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其归结为男女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但小说却以其优美清新的文字，透过抒情的写景而表现出的真诚，在古典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缺乏人情味而没有生气的帝王君主、英雄人物来说，小说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内心的共鸣。因此，小说的发表是当时轰动文坛的一大事件。自《可怜的丽莎》问世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感伤主义之风在文坛上盛行一时，形成了俄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
与罗蒙诺索夫不同，卡拉姆辛反对将词汇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别，也反对将文体分为高级体、中级体和低级体。但他与罗蒙诺索夫一样，在废除古斯拉夫语、使书面语中拖沓繁复的语法简化，以及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汇等方面，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762年，沙皇颁布了贵族自由令，解除了贵族的许多社会义务，使贵族重新回到庄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1773—1775年，俄国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深深地动摇了农奴制基础，对贵族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社会的动荡和贵族们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助长了感伤主义文学之风在俄国的流行，贵族们在感伤的、甚至是一种无痛呻吟的氛围中，可以逃避社会问题。也许这也正是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在俄国的局限和很快走向萧条的原因。在俄国，它成了精神危机的贵族地主阶级用以发泄内心忧郁、孤独或压抑的手段。经过短暂的繁时期以后，它便被具有现实主义气息和与社会生活更加贴近的文学倾向所代替。
继《可怜的丽莎》以后，卡拉姆辛于1796年创作了其姐妹篇《尤丽雅》，在这篇小说里，卡拉姆辛注重了抒情性与哲理性的结合，它通过描述女人主公尤丽雅在爱情生活上几番周折而到崇高精神境界这一过程，艺术地表现了卡拉姆辛的道德伦理观。
卡拉姆辛不仅是作家，也是历史学家。从1804年至他去世时，他一直在编写一部12卷本的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这部未能最终完成的著作，是他除文学作品外表达自己政治理想的园地，该书反映了作者拥护君主专制，反对改革的保守世界观，虽然政治上有些局限，但它素材丰富，叙述生动，引人入胜，为后来的俄国作家创作戏剧或小说提供了素材，如普希金的剧作 《鲍里斯·戈东诺夫》就曾参考了这部历史著作，普希金给予该书以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书能被俄国“在欧洲面前引为骄傲”。
卡拉姆辛以其创作而确立的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倾向，一改古典主义在俄国文坛的统治地位，使文学创作更加丰富而具有个性，对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感伤主义文学自身的贵族倾向，又使其社会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第四节 拉季舍夫和 《旅行记》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 （1749—1802）以其始终不与专制制度妥协的行为和充满革命思想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后人称作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
拉季舍夫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在萨拉托夫父亲的庄园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的启蒙教师是一位农奴仆人。少年时，拉季舍夫曾回莫斯科求学，上过彼得堡贵族军事学校，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除攻读法律外，还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受到象卢梭、狄德罗、马布里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1771年，怀着为祖国服务、报效国家的热情，他回到俄国。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改革法制已毫无兴趣，法制委员会也被解散，他只好在元老院、军事法庭、贸易部和海关等部门供职。在1773年，拉季舍夫翻译了法国进步思想家马布里的《论希腊史》。在该书的注释中，他就指出：“专制独裁是最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制度。”在国家一些部门的任职，使他了解到许多社会实情，了解到地主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和农民的疾苦，1773—1775年爆发的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对起义农民的残酷镇压，使他无法在腐败的政府供职。1782年，拉季舍夫在彼得一世塑像的揭幕典礼上，发表了名为《给一位住在塔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在信中，他颂扬了彼得大帝，但同时也指出，真正英明的君主应该给人们以自由，而这一点恐怕直到世界末日，只要一个君主还在皇位上，就不会发生他自愿交出权力的事情。”同年，他又创作了长诗《自由颂》，他预言了“被束缚的人民”终将会“把沙皇带上断头台”，“黑暗统治的枷锁终将粉碎”。后来·拉季舍夫又写下《乌沙科夫传》（1787）、何谓祖国之子》（1789）等主要作品，在后者中，作者指出对真正的祖国之子的期待，认为他们应该是能使祖国同胞获得幸福自由、不再受奴役之苦、甚至肯为大家牺牲自己利益乃至性命的人，这篇作品其实是拉季舍夫对理想君主的呼唤，表达的是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不满，所以，当拉季舍夫的又一篇名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1790）面世时，叶卡捷琳娜二世禁不住大怒，言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这部思想深远、充满对专制制度仇恨的书给拉季舍夫带来了厄运，同年的6月30日，拉季舍夫就遭逮捕，他的著作被没收，彼得堡刑事法庭还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授意下判他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作为禁书的 《旅行记》，被当局焚毁殆尽，人们只能借流传民间的手抄本才能了解到其中触怒沙皇的“危险”思想。在伊利姆斯克流放地，拉季舍夫还写有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著作 《论人、人的死亡与不朽》（1792）。 1796年，巴维尔一世登位，拉季舍夫受到赦免，但他仍只能在当局的监视之下，在自己的故乡涅姆佐沃生活，1801年，宫廷再次发生政变，亚历山大一世上台执政，为了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将自己树立为开明、进步君主的形象，他彻底解放了拉季舍夫，使其恢复了一切权利，而且还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亚历山大一世的登台，使拉季舍夫又一次对开明君主产生了幻想，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仍然想为废除农奴制、拯救人民作出努力，但他努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拉季舍夫发现新沙皇同旧沙皇一样是靠镇压劳动人民、剥削其劳动果实来维护自己统治的，新的沙皇一样是农奴制的代言人和镇压百姓的刽子手。拉季舍夫终于明白自己的理想只能是幻想，是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实现的，难怪他周围的人说他“还是象从前一样喜欢空谈”。
1802年秋天，在对社会统治者彻底失望和理想完全破灭之后，拉季舍夫服毒自尽，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和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拉季舍夫作为一个贵族革命家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它充分表现了拉季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部作品以旅行笔记的形式写成，共分二十六章，每章的标题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沿途各地的地名，记录了作者在每个地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独到，论点鲜明。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法律、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客观写照。
在《旅行记》的卷首，作者写道：“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在《旅行记》的献词中，他又说道：“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这两句话概括出拉季舍夫对农奴制的认识和仇恨，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和灾难深重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