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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伊犁的移民行动，是和政权机构建设同步进行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参赞大臣阿桂为伊犁办事大臣，总理伊犁屯田事宜。同年四月，清廷命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之次子茂萨为伊犁阿奇木伯克，筑宁远城驻扎，专门管理维吾尔族移民的屯田事宜。次年，设伊犁镇总兵，驻绥定城，调绿营兵，开设兵屯。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惠远城，随后又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调各路官兵组建满、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八旗兵营。随后又设抚民同知，理事同知、巡检等民政官职。与此同时，各地移民以民族迁移为主大规模地进行。
维吾尔族移民 1755年清廷初定伊犁时，尚有4400余户约1．6万余维吾尔族农民。在阿睦尔撤纳和从伊犁释放返回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后，伊犁维吾尔农民己悉数返回南疆原籍。因此，清廷发动移民屯田时，首先“循准噶尔旧制”，从天山南路回部招募回子（清代对维吾尔人的称呼）来伊犁屯田，史称回屯。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首批从阿克苏、乌什、赛里木等地拣选维吾尔人300名，在清军护送下，携带官给的耕畜、农具、籽种和口粮，抵达海努克（今察布查尔县境），安设村堡，整修水渠，屯田播种。次年正月，第二批维吾尔移民500户来伊犁，其中，阿克苏160户、乌什120户、赛里木13户、拜城13户、库车30户、沙雅尔13户、多伦人150户。六月，又有200户到达伊犁。当年，又有“叶尔羌等城回人，续请移居伊犁者……共250户”共计1250户。1763年，又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赛里木、拜城、库车、沙雅尔、哈喇沙尔、多伦等处移民1500户来伊犁。1764年“迁来伊犁回人3020户”。1765年初，“各城迁移屯田回人共1796户俱陆续到齐”伊犁。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伊犁维吾尔移民“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户，内除彦齐回子（彦齐者随伯克品级给与服壑刈？三百二十三户……，奏定种地回子六千户”。另据《西域图志》卷32屯政条载：“伊犁回户六千四百零六户，二万三百五十六口”。至此，维吾尔族移民活动基本结束。
伊犁维吾尔族移民最初分别居住在伊犁河南北两岸水源便利、适宜农耕的九个屯点，即海努克600户，引用山泉；哈什500户，引用河水；博罗布尔噶苏1100户，引用河水；济尔格郎900户，引用山泉水；塔什鄂斯坦400户，引用山泉；鄂罗斯坦600户，引用山泉水；巴尔托海600户，引用山泉水；霍诺海800户，引用山泉水；达尔达木图500户，引山泉水。以上九屯6000户，是租种交赋的核定户口数字，按清制，伊犁回屯实行全员集团定编定额承租制，即以回屯六千户为承包集体，每户每年纳粮16石，年交租粮9万6千石，一定不变，后有分户，亦不加租，由阿奇木伯克总负责汇总上交官仓。嘉庆九年（1804），清廷允许回屯垦种厄鲁特游特闲地，故增租四千石，纳税粮总额共计10万石；同年，还增加乌兰库图勒、泥勒哈、乌里雅苏图、春稽4个回屯点，维吾尔人口总数己达到34300余口。史料记载，“于道光二十年，在塔什土比地方开挖水渠，安插新增回户一千户，每年纳粮一万六千石。于道光二十一年，在三道湾地方开挖水渠，安置新增回子五百户，每年纳粮八千石。二十三年，在阿尔布孜地方开挖水渠，安置新增回子五百户，每年纳粮八千石，共计回子八千户。每年共纳粮十二万八千石”。可见，这些移民后裔的新增人口还是按每户每年16石上交定租的。这时的伊犁维吾尔族人口，肯定己超过4万以上，共计移民屯点约17处，是伊犁地方最大的农业移民集团。回屯岁交租粮，约为伊犁官兵用粮的百分之六十，是伊犁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蒙古族移民 军府制时期，其兵民分别隶属厄鲁特营和察哈尔营。
厄鲁特营分左、右两翼。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己招收流散各地和外逃的准噶尔人，编为右翼厄鲁特昂吉，有兵396名，六佐领，1767年又增二佐领，共八佐领、五旗，称“下五旗”；1770年又有大批准噶尔人自哈萨克归来，再扩编为十佐领。1771年，随土尔扈特东归的卫拉特沙毕纳尔计867余户，编四佐领，亦属“下五旗”管辖。同时，清廷又将早期投附内地的承德原伊犁达什达瓦厄鲁特兵500户和一些原居北京的厄鲁特兵，编为左翼。1767年后，分六佐领、三旗、称“上三旗”。上三旗牧地主要分布在特克斯河上游、察林塔玛哈一带；下五旗游牧于霍诺海、崆吉斯河、喀什河流域。厄鲁特营除牧耕和少量屯田外，还负责驻守20余处卡伦、巡防哨等。乾隆四十年 （1775），厄鲁持营共3516户、l0373名口。察哈尔营官兵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自张家口外携眷移驻伊犁的，官兵计1800户，也分左、右两翼，左翼游牧今温泉县；右翼游牧今博乐县境。至1775年，“察哈尔营共1836户、5548名口”。察哈尔营除牧屯和少量屯田外。还负责驻守卡伦、巡防哨等21处。“因该营闭散幼丁甚少，不能挑补甲缺，于（乾隆）三十八、四十四、四十五年，具奏，由厄鲁特闲散内三次拨入察哈尔营四百二十户”。至嘉庆年间，察哈尔营有兵民11700余口，厄鲁特营兵民26300余口，沙毕纳尔营9300余口。
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至伊犁境内时，总计15633户、66234丁口。这批移民后分驻各地，伊犁境内除沙毕纳尔营编人厄鲁特营下五旗外，还有土尔扈特四路一旗约400户，近3000人，大部安置在精河游牧。
总上，清代军府制时期，伊犁蒙古族移民约计51000丁口，其中除少数系伊犁内部移民外，外区移民占多数，是最大的游牧移民集团，牧耕戍边的一交基本力量。
锡伯族移民 兵民隶属于锡伯营。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东北盛京等十三城的锡伯族官兵千人携眷属3275人，经蒙古西行于次年七月到达伊犁，实际移民总数为4030余人，约占当时锡伯族总人口的10％。1767年，锡伯族兵民奉命到伊犁河南岸的巴特蒙柯巴格、绰豁罗拜兴以西霍吉格尔巴格一带居住，先疏浚了准噶尔时期开凿的绰霍尔旧渠，垦耕地一万亩，年产粮2。2万余石，初步自给。乾隆五十八年（1793），锡伯营兵民人口已发展到8千余人，增长近一倍。嘉庆七年（1802），“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察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工费繁巨，部人嗟怨。图默特卒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察布查尔大渠修浚后，锡伯营共垦地78704亩，每牛录分得耕地9700余亩，以后又逐年增多。锡伯营八旗再次进行调整，先后分七批，沿渠筑堡，“按牛录占有土地”，垦区基本定型。《西睡总统事略》云：“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八旗八堡，屯耕而食，其地宽十数里至三四十里，东西长二百余里。”除农耕外，锡伯营还负责驻守卡伦19处，驻守台站包括到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换防，参加过平定“张格尔叛乱”等战斗。锡伯营是清代外来移民中最具活力，发展最为成功的移民集团。
索伦族移民 兵民隶属于索伦营。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从黑龙江迁移索伦、达呼尔官兵1080名，携眷共大小3263人，移驻伊犁霍尔果斯河东西两岸地区。索伦营左翼四旗为索伦（即鄂温克）驻西岸，右翼四旗达呼尔驻东岸。除牧耕和少量屯田外，还负责驻守卡伦10余处。这些移民原本是狩猎游牧民族，来伊犁开荒种地，实在勉乎其难。该营屯田地亩仅2600亩，是“伊犁四营”中最少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索伦、达呼尔兵丁“耕种地亩被蝗”，生活非常拮据，清政府不得不推迟索还所借籽种和接济粮，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伊犁定居30年后，“生活亦属艰窘”。乾、嘉之际，索伦营又遭天灾人祸，
天花流行“损该部闲散、西丹将近四百”，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嘉庆三年（1797）清政府只好从锡伯营移补“一百六十户、大口五百五十二，小口一百零六，共六百五十八人”。道光年间，南疆先后发生张格尔、玉素甫之叛乱，索伦营官兵不避艰险，履行为国守边之职责，前后有数百名官兵牺牲，再次发生兵源枯竭危机，清廷“于道光十四年四月，调拨索伦营补充兵额之锡伯一百户，人数为大口四百三十八口，小口一百八十三口，共计六百二十一口”。索伦营移民是伊犁外区民族移民在文化转型中屡遭挫折的最孱弱、坎坷的一群。
满族移民 作为统治民族，满营兵民分驻惠远、惠宁两城。惠远满营于乾隆二十九年（1763）至三十一年由热河、凉州、庄浪移驻；惠宁满营自乾隆三十五年（1769）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驻。两城官兵共计6574人，占新疆八旗兵的60％。据《伊江汇览》载，两城满营有6586户、大小27092名口。按清制，满州八旗子弟除挑补兵丁缺额外，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至嘉庆朝，满人“生齿繁庶，倍于往昔”，据《钦定新疆识略》载，伊犁满人共计35940口，每丁平均负担家口为5．87人，“生计日蹙”。嘉庆七年（1802），时任伊犁将军的松筠兴办满营旗屯，官拔地亩、籽种、耕畜等生产资料，在惠远、惠宁两城附近沃土，开渠引水，垦地12万余亩，共14个屯点。旗屯之收获，由各旗集体分配，“分赡”和“添补养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满族移民养尊处优，人口发展快，至19世纪六十年代，估计总人口约5万左右，是人口最多的内地移民集团。
汉族移民 清代军府制时期，汉族移民以绿营兵、商贾民人和遣犯这三种类型迁移伊犁。最早迁入伊犁的汉族移民，是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