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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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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央文件,还要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买通,盐商的意愿成了官府的决定。恰好一位盐商的儿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师又到宁波当官,利益加上情面,执法便空前严厉起来。多方缉捕,广为侦察,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店买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也断了肩贩们的生路。于是冲突日渐增多,肩贩和消费者忍无可忍,在张潮青的积极活动下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当地政府派官员下去调查,认为商人确实侵占了肩贩引地,失业问题严重,长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复老办法。调查结果报到省里,领导不同意,嘲笑调查者说:你有能力更改中央文件吗? 
 
政府不肯修改政策,民间就想办法闹。大概在周祥千入狱前两个月,浙江巡抚(省一把手)到宁波招安海盗,宁波府和鄞县为了保护领导安全,先整顿社会治安,抓了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这时商人们就撺掇鄞县的冯太爷将肩贩运动的急先锋张潮青抓起来,冯太爷果然差人将张潮青拿了。 
 
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进城请愿,恳请释放张潮青。张潮青有一个助手,叫俞能贵,勇悍善斗。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军师,叫李芝英,和周祥千一样也是监生。李芝英善计划,有谋略,进城请愿大概就是这二位组织的。乡民们恭恭敬敬,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求保张潮青。据下一任鄞县县令段光清说,冯太爷当时有一个错觉,以为有省最高领导在城里镇着,乡民必定不敢闹事,因此任凭乡民在那里跪香,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但冯太爷忽略了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政府。既然软求无效,乡民便改为硬干,众人拥入监狱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慌了手脚,放号炮调集正规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兵一个也没有露面。 
 
五个多月后,周祥千与县太爷段光清谈起此事,介绍了民众的心理: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领导在鄞县尚且如此,大家还怕什么呢? 
 
抢出张潮青后,官府没有心气或能力组织报复,这等于默许了劫狱。于是,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鄞县乡民再次蜂拥入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先将周祥千抢了出来,再将一向刚愎暴躁的宁波知府押到城隍庙的戏台上,凌辱威吓,逼着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众人闹得性起,干脆将宁波府衙门抢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烧了。接着又抢掠烧毁了鄞县衙门,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得意浓时,乡民们难保不生出阿q参加革命的感觉,威风凛凛地将许多城市居民一并抢了。 
 
三、文武各有利害 
 
“哄堂塞署、逞凶殴官”已是枭首的罪过,烧毁衙门简直就是反了。主管全省治安的浙江臬台(即按察使,省里的三把手)立即亲自挂帅,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同时,省里委派能员段光清出任鄞县县令。 
 
鄞县百姓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人心惊惶,担心官府的报复。段光清到任的次日,便针对这种担心,不带任何武装人员,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带着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定人心。他让书役传来几个老民问话。 
 
段光清问:你们真要一县同反吗? 
 
老民纷纷表示不敢反。说他们听周祥千讲,完粮有红白两封的名目,太不均平,大家入城只是请平粮价。 
 
段光清道,连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敢反么?众老民惊恐起来,问他如何是好。段光清便使出分化瓦解策略,建议他们先把自己摘干净。各自写一份呈文,声明本村并未进城闹事,应完钱粮也情愿照常交纳。这样写了,即使将来官兵来抓周祥千,也不干你们的事。于是东南西北各乡纷纷具呈,不过五天,段光清就收到380多份呈文。众人表示自己是顺民和良民,在书面上与周祥千划清了界限。 
 
民间的经验很丰富: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官府也不隐讳这一点,有时还特别在告示上声明“不日大兵云集,必至玉石不分”。所以,村民写呈文,等于在身家性命和道义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两全之道。 
 
正当段光清的分化策略初见成效之际,浙江臬宪和运宪统帅的数千官兵开到宁波。臬宪运宪都是省级文职大员,军队方面则有副将和参将,属于从二品和正三品大员,正四品的地司级干部和七品的县级干部还有许多。 
 
地方官并不愿意军队进自己的地盘。清兵腐败,是蝗虫一般的祸害,更何况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轮奸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一连数日,随军的文武官员们天天带着兵下乡拿人,可是周祥千早已逃跑。军方很不过瘾,就主动扩大行动范围,要去东乡抓张潮青。三月二十五日,一群官兵到东乡的石山拿人,没找到张潮青和俞能贵,便很过瘾地抢了许多财物,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了13个人带回去请功。东乡人愤恨不平,鸣锣聚众抵抗官兵,官军见势不好便逃回城里。 
 
听说东乡人聚众抵抗官军,臬司决计发大兵镇压。咸丰二年旧历三月二十六日黎明,官军乱哄哄地登上百余条紧急征调的民船开往东乡,摇船的船夫基本都是东乡人。带兵的是张副将和薛参将,相当于现在的军级干部。直到这时,官军好像也没有真正准备打仗,登舟前只管抱怨地方官伺候得不够周到,在开往东乡石山的路上,官兵沿岸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就连卧床产妇的衣被也夺走了。 
 
消息早已传到东乡。面对数千屠夫,人们除了拼命无路可走。运兵船过了一道浮桥,开到了一座庙前。埋伏在此的东乡人开炮轰击,炮声一响,乡民蜂拥而出,官军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被炮打死无数,上岸的又被砍翻,紧急后撤的船退到浮桥,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杀掉。这一仗,官兵死了二百多人,文武官员死了二十多人,俞能贵一人就亲手杀了十多个官兵。张副将被打死抛到河中,薛参将被乡民活捉。据后来赶去谈判的段光清说,河边死尸乱倒,河水红流,他认识的几个县级干部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半浮半沉的尸首。 
 
这一下,等待报捷的臬司运宪傻眼了。城中商店纷纷关门,城里哄传东乡人要进城活捉臬司。第二天,随军的所有委员一概逃得不见踪影,臬司说了一句“我等在此,事更不可测,”也和运宪一起在半夜溜了,将烂摊子留给地方官收拾。 
 
 
 
 
四、打破僵局 
 
在我看来,地方官处理此事的办法非常高明,周祥千的表现更是令人敬佩。 
 
却说鄞县县令段光清赶到东乡谈判,用官兵抓来的13个百姓“交换战俘”,收拾尸首,最必要的事情做完之后,竟然撒手不管此事了。他说这是省领导的事,他管不了。而东乡老百姓的目标无非是恢复“盐界”,要回被官兵抓走的13个人,像过去一样安稳过日子。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野心,但又不敢掉以轻心。张潮青和俞能贵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组织起一支民兵队伍,站岗放哨,提防官兵偷袭报复。双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僵持着,不知如何了局。 
 
转眼就到了四月。由于从正月就开始闹平粮价,接着又抓人又开仗,人心惶惶,早该征收完毕的钱粮至今尚未开征。乡民早就写了保证书,愿意交纳钱粮,早日安定下来。政府则怕刺激百姓闹事,不敢征收钱粮。正在犹豫之际,段光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大意是:如果不开征钱粮,动乱就不能算结束。而鄞县征收钱粮向无定价,您持平定价,民情自然配合,争先恐后地交纳。假如把银与钱的折算率定为每两银子2600文(白封小民原为3200文,红封绅衿为2200文),取消红封白封的差别,民间心平,官府的开销也够了。如此立即开征,人心自定,百姓各安生业,原来跟随周祥千进城闹事的人,必定不肯再当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了。周祥千孤立了,东乡的张潮青和俞能贵还能长久为患吗? 
 
段光清读了匿名信,便请来众绅商量。众绅表示,信中观点平允,但不知道乡民接受不接受。段光清说,如此定价,只怕绅衿大户不肯,你们既然说平允,此事就算定了。于是开征钱粮。果然一切顺利,人心大定。 
 
公元前201年,刘邦平定天下不久,就逮捕了为他打天下的大英雄韩信。韩信被绑在后车上,感叹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毕竟是大英雄,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利害格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邱吉尔也有这等大见识。他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1945年7月,他正在德国的波茨坦与美苏讨论战后秩序,英国国内的大选就把他选掉了,更加重视劳工利益的工党上台。邱吉尔在卸任时说:“对杰出内阁首相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象征。” 
 
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平民胜利了,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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