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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管房地产，保安公司还有很多来钱的路子。你开商店，它代征捐税；你做小买卖，它要“地份钱”；走江湖的吃“毛钿”；开赌场的拿“挂钱”，就连掏腰包的扒手也不能随便来到谦德庄作案。拿妓院来说，除了向保安公司交租纳捐而外，还得租保安公司的门，赁保安公司的被子。说起来好像是笑话，租房哪有不带门的？不行，门租单收；开窑子的哪能没有被子？不行，给你抱来几床被，用不用按天算钱。
对一般居民铺户，征敛的名目也很多，什么卫生费、路灯费、修路费、自治费……，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李珍够得上十六路进财了。
30年代是谦德庄的兴旺时期。在谦德庄中心，永安大街的方圆左近，开设了一些茶园、酒肆、落子馆，光戏院就开了六个。再有说评书的，唱时调的，说相声的，演皮影戏的，大小商店也布满周围。一些像样的买卖都得有李珍的“干股”，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如宝兴戏院、宝兴池澡塘，都有李珍的股。李珍号叫宝轩，所以这两家字号中都有一个“宝”字。
李珍死于1940年，在谦德庄横行霸道了二十几载。
二、打造与草食动物的关系
在整个故事中，最抢眼的冲突，要数李珍斗曹八。用李珍的话说，这关系到保安公司能不能干成。
曹八养房吃租，又有些势力，房客不敢赖账，自己经管房产自然合算。李珍横插一手，非要代收代管，这分明是硬抢，曹八当然想对抗。问题在于，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依从合算。
如果选择对抗，收益明摆在那里，假定每月可以少损失一百块大洋。风险呢？李珍派二十多个流氓来曹家闹事，将造成多大损失？这取决于闹事者打算闹到什么程度，闹多久，是伤人还是毁东西。无论如何，损失必定超过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慑力。在不知道对方来多少人闹，什么时候来闹，闹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曹八花钱雇了十多个大兵，应该说，这是很叫人为难的决策。设身处地替他想想，雇一个还是雇二十个？雇一天还是雇一个月？雇这么多大兵要动用多少关系？花多少钱？合算不合算？
曹八显然认为合算，他以为可以把李珍吓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甚至更进一步动用关系，把李珍绑走了。但是李珍方面在官府也有关系，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捞出来了。李珍不屈不挠，扬言要二打曹八。曹八失算了。
曹八失算，是因为他光想到了自己的损失，没有算清楚人家的损失。假定曹八赢了可以节省每月一百大洋的“代理费”，李珍栽了不仅拿不到这一百，还可能失去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的代理费，单凭这笔账曹八就要输。再说，曹八即使输了，不过输掉一笔代理费，大部分房租仍在，李珍输了却要一无所有，只能背水一战。更何况他把李珍一绑，让人家威风扫地，在李珍的行当里，没了威风便没了活路。曹八博的不过是那点钱，李珍除了博钱，更多的钱，还要博前程，博活路，这简直就是博命。曹八打算为节省一点“代收代管费”而博命吗？曹八知己而不知彼，理当一胜一负。
此时曹八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走官路，靠官府解决问题，这就要花钱托人拼关系。真拼起关系来又将如何？曹八买通官府的最高出价不过每月一百大洋，李珍买通官府不仅可以赢来曹八的一百，还可以横征整个谦德庄，因此他的出价必定高于曹八，曹八并无胜算。第二种选择是雇人自卫，但是雇佣的规模和时间很难掌握，而且防不胜防，开支不小，效益不高。第三条路就是向李珍让步，每月让人家横吃一口。三条路条条受损，三害相权取其轻，曹八认为向李珍让步的损失最轻。
曹八是大房主，有钱有势，值得对抗也有能力对抗。他认为让步合算，其他房主就更不必说了。于是，房产的代收代管费，便成了保安公司的主要收入。
这笔貌似代理费的收入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价码又是如何确定的？
细品《话说当年的谦德庄》的原话，保安公司“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平地抠饼”这个说法，来自天津混混儿的传统用语，蕴涵着当事人对这笔钱的性质的理解，牵连着一种源远流长的资源分配方式。
在《旧天津的混混儿》一文中，李然犀先生写道：“天津城厢一带，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来自四乡和外县。乡民运货来到天津，在沿河一带及冲要地点趸售，自由成交，并无任何花销。左近的混混儿就出头把持行市，硬要全数交给他们经手过秤，转卖给行贩。成交后，向双方取佣。初时当然无人听从，他们便使用武力解决，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从。这叫作‘平地抠饼，抄手拿佣’。打下来的天下成为定例，便作行规。最大的要数西头老老店，是大批瓜菜总汇，当初设立时不知经过几次恶战，伤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打翻几个”是索取“佣金”，建立“行规”和“定例”的关键。
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损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譬如绑票赎票，民国初年华北一带小康人家的“票”价大概在银洋200元上下，而富裕人家的票价动辄成千上万，人命的价格差距数十倍。
实际上，决定损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的其他方式的成本，套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属可以请警察出面解救人质，曹八可以请军阀出面收拾李珍，菜农也可以要求官府维持市场秩序。这样做要花时间，打官司要花钱，托人走后门还要花比较多的钱，甚至可能出现加害方和受害方争相抬价买通官府的场面。同时，受害方还有进一步遭到报复的风险，官方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官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方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码由此确定。
按照中国民间惯例，牙行的佣金为成交额的3～5％，由买卖双方分担。菜农拿一车菜价的2～3％买个平安，免得被人“打翻”，显然是合算的，对抗和告状却不那么合算。而混混儿之所以满足于3％而不追求20％甚至更多，是因为3％可以叫佣金，牙子（经纪人）空手拿佣金并不犯法，20％以上却近似“买路钱”，那是土匪剪径的勾当，容易招致菜农反抗和官府镇压，风险大且难以持久。
总之，“抄手拿佣”也好，代理费也好，从受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从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强横加害，挣的是破坏钱。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呢？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血酬”。
这个称呼与当事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山东土匪也把绑票得来的钱称为“红钱”，借用了血的颜色。
我还见过其他叫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川北土皇帝黄清沅》一文中就出现过“混财”的说法。民国初年，黄清沅的父亲替儿子选择人生道路，想让他当袍哥，“提起脑袋耍”。当父亲的说：“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后来黄清沅当了浑水袍哥（土匪），果真大发了一笔混财。“混财”，泛指打破公平交易的常规，蛮横耍混弄来的财富。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但不够一针见血，稍有粉饰之感。倘若缺了“提起脑袋耍”的气概，不流血杀人，单靠混岂能发大财？
总之，把破坏要素之所得称为“血酬”比较贴切。需要强调的是：破坏力毕竟不是生产力，血酬是第二性的东西，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所能损害的正面价值。
三、肉食动物之间的规矩
李珍发财故事的第二个亮点，他发财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贵砸赌局。李珍勾结好“在衙门里有人”的地保甄连发，又买通了靠一条扁担吃饭的路春贵当“肉墩子”，让他去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李珍“挤韩夺店”成功。
如果把打曹八和打菜农比喻为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那么，砸赌局的故事就有了狼吃狼或黑吃黑的性质。整个过程说来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传统和精巧的利害计算。
19世纪末，天津混混儿已经发展出一套争夺赌场的完善规矩。《旧天津的混混儿》一文介绍道：
赌局抽头，可谓日进斗金，羡慕的自然大有人在。若想从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单人独马，闯进赌局大闹一场。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到时横眉竖目，破口大骂，声称把赌局让给他干几天。局头见祸事到来，挺身应付，说不到三言五语，两下说翻，一声令下，打手们取出斧把便打。来者应当立时躺下卖两下子。
躺下有一定的姿势：首先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臂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倒下。倒时拦门横倒，不得顺倒，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让出路来替赌局留道。如果一时失神躺错，主人借此自找下梯，诬赖他安心让路，不是真挨打来的，奚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