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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性的活动使人们憎厌，并不是因为它反常，而是因为变态，以前流行的看法是不正就是邪，邪就是恶。从前的人对所谓“自然的”概念很狭窄，认为凡是“不自然的”行为都应当臭骂，甚至应当责骂，应当重责罚，即使在社会面前它不是一种罪，但在神道面前一定是一种孽。
因为知识的进步，人们一面把“自然的”范围推广了很多，一面又承认造物主，各种程度的变异存在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因此，人们有作进一步辨别的必要。人们要提的问题不再是：“这种行动是不是反常？”而是“这种行动是不是有害？”社会要加以断定的是：哪些方式是有害的。这问题是有几分重要，因为许多经验丰富的医师相信，近年来有不少方式，其中有许多目前还有人所谓的“邪孽”是比以前更加流行了。流行更广，它们有害无害的一层自然更有确定的必要。
第三部分：性爱问题性功能的衰弱（2）
为什么有的方式，有的歧变现象，更流行了呢？原因很多。娼妓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因为卫生的关系，狎娼的风气也日见减杀。狎娼之风当然不是徒然减杀，而是有它的替代的，这替代是一般男女关系的自由与放恣，放恣之中又不能全无忌惮，因人言的可畏，因胎孕的顾虑，于是有的女性可以容许男性任何方式的性接触，却不发生性关系。
文明进步之后，生活方式更趋于多变。一般的生活如此，性生活也不例外。因此，有许多觅取快感的方式，在原始社会认为是龌龊的，这时都流行起来了。
在文明社会里，在平时或在别人身上，这些方式也会觉得不雅，到自己发生热恋的时候就无所忌讳了。我们得承认，总有一部分人，因先天后天的关系，在性感觉方面，有比较根深蒂固的歧变倾向，如受虐恋或物恋，或同性恋之类，这些人性欲的满足有特别的条件，性刺激到达他们身上，一定得经过一些不大正常的途径。沃尔巴斯特说：“在常态的人的品性里，我们也往往可以找到这种成分。”在常态的人中既有它们的地位，也就不能算不正常了。弗洛伊德说：“在任何健康人的生活里，这种‘邪孽’的性倾向总要表现一两次。”
性冲动的不正常满足，出奇到什么程度，无论表面上让人憎厌到什么程度，除非是那些在医学或法律上可以引起问题的例子，都是无需责备或干涉的。第一类在医学上可以发生问题的例子是要干涉的。因为这种人的不正常活动会侵蚀到本人的健康，非经药物或精神的治疗不可。第二类例子可以伤害到对方或第三者的健康或权益，因此法律就得干涉。这种侵害别人身体和权益的方式很多，各国的法律对这种侵害行为的反应也各异，至于法律应如何反应，各种人士的见解也很不一致。不过对若干种侵犯行为，及这种侵犯行为的惩处，各方面的见解倒一样。
对未成年人的引诱成奸，对已婚男女的奸淫，因性交而传性病给人，因获取一己的性满足而虐使他人等等，都是这类应受干涉的侵害行为。
另有一种性的歧变有时也可以成为侵害行为，但对于它，各方面的意见还极不一致，各国的法律也莫衷一是，那就是同性恋。
同性恋是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的一个现象。它和别的现象一样，也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变异范围内的一个所谓间性。离开这种状态不说，同性恋在早年的时候，性的兴趣往往比较淡薄。在有的国家和文化里，同性恋可以成为一种很流行的风尚，甚至成为一种性生活的理想。在另一些国家和文化里，它受舆论法律的干涉。不过无论舆论如何强烈，同性恋依然存在，无法铲除。
在欧洲，在基督教流行的最早几个世纪里，在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而使它成为国教以后，同性恋一度受国家严厉干涉。当时，政府三令五申设法禁止，但终于无效。大革命后，自《拿破伦法典》颁行后，一些比较单纯的同性恋行为，只需双方都是成年人，双方都表示同意，则完全是私人行动，不成为罪名的。如果有些公开的性质，行为的一方又属在法律上未成年之人，刑罚还是很重。
凡是《拿破仑法典》影响到的国家，现在都通行这种比较开明的法律习惯。其他国家却不是这样，特别是英美两国。在这些国家里，旧时那种不放松的态度还存在，原有的严刑也似乎很难修正。能做到的不过是使这种刑法不完全实施出来罢了。
社会对这类问题的态度，变开明后可以看出一些成效。性的活动和性的态度，只要不公开侵害他人，终究是当事人的私事，其中的是非利害，应由私人自己负责，和公众并不发生关系。这种活动与态度，与后天的教养有关，是气质的结果。
一个性心理学专家遇到有先天根据的性歧变的例子时，总有一个疑问要向自己提出来。他想用治疗的功夫把病人弄成一个常态的人？我们说弄成常态，而不说恢复常态，因为就病人来说，病态就是他的常态，而常人之所谓常态，即使能弄成的话，对他也是横逆的，不自然的，即对他反而成为一种“邪孽”。这岂不是有害么？所以我很赞成沃尔巴斯特的一句话：如果一种性歧变的行为对某个人的性态，确能给以满足，而在给予满足之际，对当事人的身心两方，并不引起什么损害，那种歧变对于那个人，名为歧变，事实上却是正常的。
那个人的那种歧变，必须同时对别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妨害才行，否则，对本人应用强制禁绝的干涉方法，因为那是根本不生效力的，我们应当在医学甚至外科手术方面，开一些方便之门，让凡属自身感到先天或后天的歧变是一副极重的担子、而实在有些承当不起的人，得以休息，得以逃避。我们干涉的目的，只求两个字，“平”对社会来说，是法律的责成，“允”对当事人而言，是同情心的表现。
在整个性的问题上需要更大的宽容和态度，不仅要为不正常的人着想，也应为全部的社会组织与道德制度图长治久安之计。要知道把形形色色的性歧变当做不道德行为看，当做罪孽看，是要失败的。因为徒劳无功，就会使大家对道德制裁的力量失去信仰，更让种种歧变多一些暗中滋长的机会。
这类问题越是受严厉的干涉，发展得便越快，名为禁止，实同鼓励。专门研究希腊民族性表现的德国利希腊特指出，在希腊人中，性的“邪孽”是极少的。他认为少的原因是因为希腊人把性的题目看作道德范围以外的东西。道德所过问的只是一切不公平的行为、危害国家的种种罪名以及一般的犯罪活动。凡属正常的性关系自由发展的地方，各种歧变或变异很难滋长，即使发生，也是自生自灭，不受人注意的。沃尔巴斯特说：“近年来美国社会里种种性的邪孽的发展与散布大部分是道德机关努力培植与教唆造成的，这种培植与教唆，不用说是无意的。这好像是一种诡辩，但事实确是这样的。”
我不希望也不愿意恢复希腊时代的道德观念，希腊人“身心两俱健美”的理想，我们也不敢轻易仰攀，只不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罢了。
人们要把许多虑伪的见解扫除，要把我们自己从许多舆论或法律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在近古以来的西方，全部性生活的历史之所以支离破碎，恶浊混乱，原因是这些见解与教条，一日存在，性生活便没有澄清的机会。
第三部分：性爱问题性冷淡问题的出现（1）
女人出现性冷淡的例子是很常见多的。一些女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性冷淡，主要原因并不在她们自身，而在男性。在男性方面，性冲动的发展趋向于自动与主动，是不靠什么外力的，女性则不然，无论性冲动的潜在能力如何强大，在潜意识里的地位如何重要，它的活跃表现是要靠外力逗出来的。
在我们的社会，以正常的情形来说，这外力就是丈夫的功能与功夫。妻子的性生活教育，是丈夫的一种责任。要让妻子有性的要求，要让这种要求成为她自觉的欲望，如因知识不足，或成见太深，或过于急切，或不善体贴，做丈夫的不能完成性交，就被认为是性冷淡。
近代以前，性知识被认为是秘密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男性不能成为热情的丈夫，大部分女性不免被认为属于性冷淡一类。最近，我们才渐渐从这时代里解放出来，正因为我们离那时代不远，所以性冷淡的女性至今还是很多的。
在文明社会，女性容易发生貌似阴冷的状态。我们的社会，名为文明，一般男女在性的问题上，却是蒙昧无知状态，加上教育的不得当，性态度的假仁假义，许多女性不免有阴冷的判断，这就很自然了。绝对的性能缺乏或性感缺乏在女性中是个普遍的现象，在女性方面，这问题要比男性困难与复杂得多，轻易下什么断语是不妥的。
在女性的性生活里，我们更需分辨的就是性和性交时的快感往往是两件事。有的女性，也许有其一而无其二，即使两者全无，也不能随说她是一个性能全无的人。
在汉密尔顿医师的研究里，有一点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女性，色情亢奋的能力虽薄弱，自己却承认性欲的强烈要在一般女性的水平之上。另有一些女性，虽然嫁过好几次，和好几个男性发生过接触，虽始终表示着阴冷的状态，到了最后，也许是中年，性冲动才开始活跃起来。即使性冲动的活跃始终不在性交的时候发生，它也往往可以在别的时候用别的方式表现出来，或成为种种歧变的活动，或假手于其他边缘的发欲带而取得满足。在女性身上，发欲带比男性多，并且接受刺激的能力要大。
要肯定女性有性能缺乏的存在，比在男性身上作同样的肯定要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