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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4-06-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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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连素来宽容的胡适(曾批评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帮助《鲁迅全集》的出版),读了这样的评论也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他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道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启示。
  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结果。叶公超从少年时代起就远渡重洋,受过完整的英美教育,接受了古希腊以来深厚的人文思想,如他晚年所回忆的“爱默思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他都显得那么宽容。在知人论世时,他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没有门户之见,能超越派别的局限。早在鲁迅生前,他就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连写两文,持论公正,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1939年8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写过一篇《谈白话散文》,还以鲁迅为例:“他的力量往往就在语词里,他的语词有许多是从文言里来的,也有按语法自造的,也有从西文借来的。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语词里。”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和新文学批评家,叶公超与反对白话文、维护旧文化的林纾(琴南)完全不是同路人,但对不懂外语的林纾在翻译上的作为,他照样有自己的持平之论。他曾对学生艾山等说:“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他对林纾的由衷赞赏也是“人归人,文章归文章”的一个显著例子。
  二
  《新月》鼎盛时代,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热心论政、批评现实,留下了光耀史册的《人权论集》,而叶公超几乎对政治毫无兴趣,没有发表过和政治有关的一个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机,叶公超也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热血,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当年清华化学系学生华道一在《叶公超教授掩护我免遭逮捕》文中回忆说:
  1936年2月29日清早,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当局在清华园逮捕了三个学生,被闻讯而来的清华学生抢回。他们还愤怒地砸了军警的汽车。结果,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包围清华园,要进来抓人。一时风声鹤唳,空气极为紧张。上午,华道一照常在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看报,叶公超住在清华北院,每天早上都从阅览室穿行而过。他特地走过去招呼华道一说:“今天空气这么紧张,你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吗?”华说:“我没有地方去,只得等军警进校再说吧。”叶亲切地说:“你如没有地方去,可以躲到我家里去。”
  他的话让学生感到意外而且温暖。华道一只是选读了他讲授的“二年级英语”,虽然成绩很好,经常得“E”(Excellent,九十分以上),可平时的作业都是由助教批改的,除了课堂上听叶公超讲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个别交往,还以为叶先生不一定认识自己呢。显然,叶公超不仅认得这位外系的学生,而且认为华可能是军警逮捕的对象。事实上,华确是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当天下午,在当局交给梅贻琦校长的“黑名单”上就有华在内。名单上共有二三十人,一部分加了两个圈,表示情节严重,一部分加了一个圈,另有一部分没有圈。华属于加了一个圈的。
  从梅校长家走出,已是暮色四合,华道一匆忙到食堂吃了饭,然后到了叶家,受到老师的热情接待,安排睡在小客厅的长沙发上。叶公超还专门召集全家,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姓王,不是清华学生。他昨天从北京城里到西山去玩,今天到我家来,恰值清华进城校车停驶,出不去了,故今晚宿在我家。”事实上是让一家人统一口径。
  当夜下着雪,军警闯入清华园,闹了个天翻地覆,抓了几十个学生,而华道一则温暖地睡在叶家的客厅里。第二天早晨,叶公超亲切地招呼华和自己同进早餐,把大量的奶油往华的盘子里盛,并说:“奶油能产生大量热量,对你大有好处,你已经折磨了一个夜晚,看来还得逃亡,够苦的了。”
  报纸那时都奉令称共产党为“匪”。华还记得,叶公超特地指着一段红军从陕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时,只是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在这位“左”倾的学生看来,“他那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当时的老师们几乎都是这样做的,那天朱自清家里也躲了六个女生。显然,叶公超对当时军警当局愚蠢、野蛮的做法不满,同情那些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学生,所以这位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才会有这样的义举。华道一说:“我想他关怀、掩护一个青年学生,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日久他恐怕只记得掩护过一个学生,也许不再记得这个学生姓甚名谁了。”但学生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
  北大学子艾山回忆,抗战前夕叶公超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
  1940年秋天上海之行,他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三十九天,这一噩梦改变了叶公超后半生的命运。他之所以踏上弃学从政之路,首先是因为抗日。他在晚年说:“我之所以进入外交界,完全是因为抗战的关系。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虽然这次意外的囚禁经历是他从政的直接动因,但如果没有他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怀,没有对生养他的祖国的爱,他也不会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作出这一选择,义无返顾地做“过河卒子”,远离家人,奔走于新加坡、伦敦。包括叶公超、胡适在内的许多受西方教育、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铸成了他们对这个国家诚挚的爱。而这种挚爱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所能想象的。
  三
  许多熟悉叶公超的人都说他“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初回国时,闻一多甚至戏称他是“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实际上,他的中国文化根基固然不及闻一多,但也有相当造诣)。他的英语演说曾倾倒了许多英、美人,如抗战期间在伦敦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其英语水平就受到邱吉尔的夸奖。一位非洲的外交家说他雄辩滔滔的时候,密不容针。
  他出“使”美国时,一次应西雅图的“中国之友会”和“世界问题研讨会”之邀发表演讲。“他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候讲得离题万里,似脱缰之马,但是忽然轻轻一勒,又回到本题,言归正传。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他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名教授乔治·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乔治·泰勒,还有名汉学家小卫礼贤等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邱吉尔相媲美。
  即便如此,他对自己所倾心的西方文明,对他少小时求学的英国,也不是盲目迷信,一味崇拜。在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一次公开的演讲会上,他攻击英国绅士们保守的劣根性,称其夜郎自大,爱贪小便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犹茫然而不自知。他说起来,态度严肃,声色俱厉,把英人燕卜荪也逗笑了。“他说到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的,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他劝大家对别人风俗、习惯多了解些,了解其根源,省得一味模仿人家,像俗语所说,反穿皮袄,犹装模作样(羊)挺神气。”
  在外交舞台上,有人把他比作春秋时的晏子。他的能言善辩来自于“诗教”,他常说“不学诗,无以言”。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几乎是个天生的诗人、书画家,但他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早已超越了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局限,是桃李满天下的名教授,也是进入了文学史的批评家,但他更是一位永远不懂得“听话”的书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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