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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脾气、风骨相比，他的才情、文章、书画都不是第一位的。在一个封闭社会，他的直言，他的自信，他的才气，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结局。在被迫离开外交界之后的二十年，他只能“怒而写竹，喜而绘兰”，写竹的时候总比画兰多。
但无论如何，他的一生没有白活。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晚上，他在病榻上对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不到两天，１１月２０日上午，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联合报》上发表。他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激。”
台静农的挽联说：
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
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
虽然叶公超自称“悲剧的主角”，但其中却决无悔意。他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最终被极权体制所抛弃，其书生本色、诗人气质终究不见容于东方的政治。或许政治舞台的悲剧不仅属于东方，叶公超就曾和麦克阿瑟“虎帐夜谈兵”，在麦氏的军棋室中，世界地图上插满了红色、绿色的小旗，即使被解职之后麦克阿瑟依然孜孜地研究世局动向。有人将他们俩作过比较：“古往今来，恃才傲物而受挫折、打击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英雄写下了一段历史，也博取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感叹。可是麦克阿瑟与叶公超都没有亲自写下他的一生故事，他们的心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不可忖测的谜。”
阅读叶公超的故事，也许我们能解开这个谜。
四
脾气“大”也好，“坏”也罢，直言无忌，不听话，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正是叶公超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可爱处、可贵处。不幸而身入官场，这就成了他的致命伤。他一生的命运，他悲剧的症结可以说都在这里。陆铿言：“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不过老实说，即使他不弃学从政，在时代变幻不定的风云中，他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身上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气质，即既有士的气节，也不乏文人的情趣、雅兴、习性，表现为愤世嫉俗，甚或玩世不恭。他熟读孙子兵法，并灵活自如地运用在外交上，且十分有效。他熟读《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喜欢《金瓶梅》、《醒世因缘》等。同时，他少小时就在英美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为人处世有英国绅士风度，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他欣赏胡适的“过河卒子”精神，最看不起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情报贩子，最痛恨小人得志，打击正人君子。
“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寸心宽”，是他常写的联句。
在官场交往中，在酒筵酬酢间，他常常语出诙谐，对人奚落、讽刺也是平常事。他从来不是那种唯唯诺诺、脑满肠肥的官僚，而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即使宦游多年，依然不失书生本性。黄少谷说“他是一个有远虑的人”，同时评价他“不世故”，可谓知人之论。他确是一个梗直而没有机心、不懂得圆滑的人，“好放言无忌，辞欠斟酌”，无论是评论世事，还是臧否人物，总是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貌似中庸。在从政前，在朋友中他也是如此，朱自清日记中对此多有流露。他性格中有嫉恶如仇的一面，“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从政之前，叶公超在清华园和浦江清谈及蒋介石时并无好感，那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
抗战期间因西藏宣言，第一次和蒋打交道时，叶公超职位低微。做了“外长”，为蒋鞍前马后奔忙，那时蒋确实要借重于他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但从不居功自傲。他曾半真半假地说过，对日和约谈判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张群是政务次长，自己是常务次长。与美国谈判签定共同防御条约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宋美龄是政务次长，自己仍是常务次长。
１９６１年，为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分歧，叶公超在美、蒋的夹缝中，极难应对。蒋秉持“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坚决抵制外蒙进入联合国。结果叶公超被突然召回，从此他告别外交舞台，甚至连美国都去不了。
叶公超的知己陈香梅和张群是忘年交，为了叶公超的事陈香梅曾找过张。张算得上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的回答是，这事办不来了，连宋美龄向蒋劝说都无效，还有谁能说话，并问陈香梅懂不懂。陈香梅自然不懂。一个掌握了无限权力的帝王的心思，集权社会的秘密，这些她又怎么会懂？
有一种说法，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说叶公超在谈话中有对蒋不敬的语气，蒋闻后大发雷霆，立即将其罢黜。当叶公超被召回台湾后，蒋并没有及时召见他，最后不准他再返回美国，等于是变相地将其软禁在台湾。蒋是一代枭雄，深知叶公超在外交界举足轻重，岂会轻易被人一语所左右，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其本身对叶有很深的不满之处。张群在蒋身边多年，知蒋很深，他告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说到了点子上。以叶公超的书生脾气、才子性情，一辈子脾气大，在尔虞我诈、拍马溜须的中国官场，他能立足如此之久已属异数，他之出局自在情理之中。
叶公超从来不是蒋夹袋中人，不是蒋政权的里层，只是因缘际会，在大变动的时代，危难之时崛起于外交界，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蒋卖命。一旦位居顶峰的蒋介石不想再重用叶公超，他的下场便只能如此。这在一个集权社会和封闭的王朝政治中是很平常的。
五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叶公超黯然离开外交界，之后欲教书而不得，欲出国也不得，如同笼中鸟，困在台湾岛上，远离家人，孤独、忧闷可想而知，虽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以传统文人的方式自我疗伤、自我慰藉，但不是没有牢骚，他知道“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预备再用了”。
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即阁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有人批评叶公超喜怒无常，说他“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曾和叶公超共过事的沈剑虹说，他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被困在孤岛上，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他曾发出这样的浩叹。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１９８１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他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弥留之际他还在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叶公超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失”。后世还会再有那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辩护与批判
——法兰西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 施京吾
当罗伯斯庇尔敲响路易十六的丧钟时，他却没有料到，这样的丧钟也是为他自己而鸣，断头台冰冷而坚硬的刀片切下了路易十六的头颅，也切下了罗伯斯庇尔的头颅。那坚硬的刀片落下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从容不迫。这些永远记载于史册的人物，就这样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维护本阶级乃至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