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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４年５月，执政四十九年的路易十五一命呜呼，由其孙路易－奥古斯特即位，即后来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路易十六性格内向，温和怯弱，爱好修锁和狩猎，人称“锁匠国王”。他在位期间也曾试图修补祖辈们留下的窟窿，但是，路易十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路易十五留下的摊子又太烂。而路易十六性格上的弱点使他根本无力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
选择专制制度的本身，就意味着这样政权的垮台是必然的——专制意味着覆灭！
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贵族为保卫法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在法国他们享有较高的地位。这和当时英国的情况相似。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专制王朝，法兰西与英吉利却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前者选择的是专制，后者则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活标本。
在经济方面，导致法兰西帝国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８〕，因为特权的产生恰恰是为了迎合专制的需要。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贵族对王权构成威胁，就必须要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权力，其主要办法就是给贵族以更大的利益，用荣誉换取贵族的权力。这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卖官鬻爵制度，从路易十三开始则逐步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王把贵族都笼络到身边，让他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一个个都成为弄臣。于是，在纸醉金迷之间，许多贵族自愿地放弃手中的权力，以伺服国王为荣，进行极度享乐。这样，一支能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力量就被瓦解掉了。据说，在革命前夕，“凡尔赛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专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两百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八十名贵族侍候”〔９〕。而国王在出卖官位给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大幅度免除贵族的税收，使他们依然拥有无上的地位。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民对贵族有着较大的依附性，贵族投身到国王的怀抱，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民，农民却越来多地成了自由民。但是，农民尽管土地归自己所有了，但负担却更重，要受到多方面的盘剥。为了维护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本来需要由贵族承担的税赋，结果都转嫁到了农民的身上，这就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１０〕——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一旦成为一种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即当权力成为商品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离没落一定不会太远了。
其后，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并壮大的资产阶级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为确保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且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他们利用金钱大肆向政府购买职位，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免税者，“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１１〕。那么，谁来维持庞大的国家财政呢？答案只有一个——农民和普通的劳动者。因此托克维尔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经常让人有所感受。”〔１２〕革命爆发于法国在经济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巩固专制制度，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国王建立了两条可以互相掣肘的管理体系。法国的行政官员通常由国王任命的人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往往又驾驭不了贵族，而贵族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且并没有行政权，却要担负对国民的教育的行政义务，因此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即行政官员统治着法国，荣耀却属于贵族，他们相互排挤、指摘，往往使法兰西的政体混乱不堪。在路易十四时代，朝廷甚至下令停止三级会议，剥夺高等法院的制衡作用——一切人和所有的人，最终都要服膺国王的统治。
这种混乱的行政体制，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最严重的劣根性，即它使“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１３〕。此时人民尽管还服从于当局，“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激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１４〕。果然，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国人民就那么“偶然地”激动了一下，却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暴力导致的是更加暴力，专制导致的是更加专制，罗伯斯庇尔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尽管如此，相比较当时欧洲的情况，法国的民众对压迫之所以有着最深切的感受，根本原因还在于，文明使他们认识到，任何盘剥都是非法的，不论这样的盘剥来自于国王还是来自于政权。更进一步言，当人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就必然地产生仇恨。而法国的人民就产生了这样的仇恨。这时，要么接受封建主的统治，退回到封建社会，要么就爆发革命。可喜的是，文明使法兰西选择了革命——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法兰西掀起了理性主义哲学、古典主义文艺和启蒙运动三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思潮，除前面提到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外，还有笛卡尔、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等等，都是大师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对法兰西民众思想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专制的精髓是对思想自由的极度摧残，在这一点上，法兰西所有的国王都是不及格的，这与他们的中国师傅们相比，就绝对是幼儿园的水平了。笛卡尔主要活动于路易十三时代，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则大多生活于路易十四时代，最腐朽的路易十五时代更是启蒙运动最高潮的时期，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成熟，也完全做好了变革的理论准备，一支强大的力量已经形成，只在等待人民的“偶然地激动”了。
尽管如此，统治者们并没有放弃对思想自由的禁锢，尤其对报纸“舆论导向”的控制还是相当严格的。例如，路易十五就曾决定法国的第一家报纸《法兰西报》由政府监督编排，要确保该报“凌驾于其他报刊之上”，并且要尽量登载一些“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趣事”。舆论一律和愚民政策是所有专制统治的惯用伎俩。这样做，或许可以堵住自由的声音，但同样也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当人民为专制而牺牲，那么，统治者也一定会为专制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所幸的是，法国的帝王们还没有对书籍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虽然并不缺乏对文人的迫害，但毕竟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文字狱，更没有出现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这是法国永远值得庆幸的地方。
路易十六是在经济不断恶化、启蒙运动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迎接他的只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双重腐烂的烂摊子。因此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尽管他也部分地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对权力的过分迷恋最终没有使他顺应历史的潮流。１７８９年７月，当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他失去了主动改革的机会。１７９２年的八月起义，又进一步使他失去了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于是，波旁王朝完了，一个专制的时代结束了。
托克维尔说，这场革命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１５〕。
尤有戏剧性的是，与路易十三、十四的隆重葬礼相比，路易十五由于太过腐败，他死后是在夜间悄悄地下葬的；至于路易十六，则只能由断头台切下他的头颅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也许是波旁王朝留下的专制的痕迹太重，它使得大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法国还出现了短暂的复辟；同时，拿破仑的称帝使法兰西依然染上了专制的色彩，可见专制的后果可谓灾难深重，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不能彻底洗涤旧制度中所有肮脏和腐烂的东西。但是，共和毕竟战胜了专制，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由此而转折，这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
托克维尔以他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迅猛发展的道路。他的思想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样板之一，这对于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注释：
〔１〕〔２〕〔３〕〔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６０、３２、１２６、１３８、１３１、１２６、１０６、１０６、２２０页。
〔４〕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８页。转引自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页。
〔５〕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０页。
〔６〕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７〕（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２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４页。
〔９〕钱乘旦、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