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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巴扎洛夫只是一种过渡典型，是早期民粹派的“心理逆反”，并不代表他们的本质特征。事实上民粹派在世界观成熟后都不承认自己是虚无主义者，可社会已经习惯这么称呼他们。一口辩，抵不过百口传，民粹主义就这样和虚无主义划上了等号。
待到社会其他成员如无政府主义者等也纷纷开始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时，这种混淆就更厉害了，各国人士不一定知道俄国的首都在哪里，可是都知道“俄国虚无主义者”的大名。
１８６２年，彼得堡发生火灾，沙皇暗探局诬蔑进步青年纵火，当天屠格涅夫由外地回到彼得堡，碰到他的熟人都说：“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火烧彼得堡！”〔１３〕
总之，民粹派犯有许许多多错误，可是他们不是虚无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可能比一般人更珍惜世间美好事物。
民粹派并非铁板一块。在早期，有巴枯宁派、拉甫罗夫派、特卡乔夫派之分。在后期，又有自由民粹派与社会革命党之分。
巴枯宁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信奉空想社会主义，但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是“没有政府，只有管理；没有法律，只有契约；没有刑法，只有教育”〔１４〕的社会。他对早期的民粹运动有很大影响，使得那时革命青年受审，以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为荣。但这种影响到后来就消失了。就民粹派的人生观（包括道德、伦理）来说，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拉甫罗夫的思想。拉甫罗夫反对无政府主义，主观上愿意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认识上仍存在不少偏差）。他认为革命应先做艰苦细致的启蒙工作，当前革命者的任务不是“暴动”，而是“走向民间”，与人民融为一体，在做宣传工作的同时，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以期提高其思想觉悟，为未来的人民起义打下基础。拉甫罗夫主张革命者应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反对采用恐怖、阴谋等手段进行革命。这一点他与巴枯宁特别是特卡乔夫、涅恰耶夫等人（主张恐怖、密谋为革命主要手段）有很大区别。拉甫罗夫崇敬马克思，一生中与马克思保持了诚挚的友谊。马克思虽在一些观点上批评过拉甫罗夫，但始终视他为知心朋友。马克思晚年通信最多的几个朋友中，就包括拉甫罗夫。
至于到了后期，民粹派就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了。其两个分支（自由民粹派与社会革命党）所做的工作都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关系。
自由民粹派在农村做改良土壤、农技推广、医疗卫生、小学教育等工作。他们“帮助农民巩固村社以对抗瓦解村社的资本主义关系（富农、高利贷者等），扩大农民份地，降低赎金和各种税收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帮助农民组织信贷合作社与销售合作社，落实各种农艺和农技革新措施，为农民提供司法、教育和医疗援助……”〔１５〕他们在地方自治会任职，充当弱势农民的代言人；此外，“地方自治会的教师、医生、农艺师和统计人员为改善农民的生活、教育、健康状况、旧习俗，辛勤地做了许多工作”〔１６〕。自由民粹派蒙冤近百年（说他们维护沙皇政权，代表富农的利益），直至１９８６年，苏联历史学家Ｈ．Ｍ·皮鲁莫娃以《地方自治会中自由民粹派思想体系的作用》为题，才首次肯定他们的工作〔１７〕。
社会革命党坚持暴力革命，是旧民粹派（革命民粹派）的直接继承者。但它对传统的民粹主义理论作了较大的修正，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成份，如“把工人阶级政治和经济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任务”，“在必要的时候，建立工人阶级的暂时革命专政”〔１８〕，修正了传统民粹派认为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支柱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受俄国农民欢迎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通过两大法令，其中《土地法令》附录的内容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１９〕。
“社会革命党纲领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实施各种公民权：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年满二十岁的公民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纲领还要求对各州、城市、农村村社实行广泛的自治……在国家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彻底免除低收入者税赋；取消间接税、保护税和针对劳动者的各种征税。在工人立法方面，要求用立法规定最长工时（八小时）和最低收入……”〔２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资金资助的跨世纪著作《苏联兴亡史》这样说：“社会革命党虽然由于先天不足，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它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是有功的，特别是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更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主力军。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参加过第一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至于它后来与布尔什维克反目为敌，则是要重新研究的问题。起码不能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该书还指出：“社会革命党被沙皇专制制度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更不应视为正常现象。”〔２１〕
除了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外，民粹派最为人诟病的，大概就是流传甚广的“英雄、群氓”观念了。
“英雄、群氓”的说法来自民粹派后期重要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对历史有极忧患的意识。他说在历史极黑暗的时刻（他举的例子是中世纪，实际上二十世纪这样的例子更多，如法西斯德国，如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当“人的智慧和精神潜能被缩小到了最简单化的形式，到了只为最后一片能糊口的面包而斗争时，人就会丧失自己的个体性”〔２２〕，成为群氓。这时他们会产生对“英雄”的渴望。而“英雄”（指那些还保留着个体性的人）就会依从自己的或善或恶的本性，带领群氓从善或从恶。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些说法当然让人听了不舒服，但若是简单化地解释成民粹派认为自己是英雄，人民是群氓，却又是误解了。
那么，民粹派是否一片光明面，全无错误？当然不是，民粹派主流派别（革命民粹派）不接受改革，只接受革命。说它是俄国改革进程中断的始作俑者不为过。它的激进派别（民意党、社会革命党等）搞个人恐怖，时间长达三十年，虽后期反省停止了个人恐怖（１９０８年），但已在历史上开了恶头。民粹派主流派否定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轻视民主操作，“惟民是从”，传至今日，仍有负面影响。
如果不求全责备的话，民粹派的这些错误应归诸历史局限性，而不应归诸他们的个人品质。就全体成员的品质来说，西方政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达到民粹派的水平。
今天欧洲的民粹主义复兴，如果作浪漫主义地理解的话，是重新发现民粹主义的价值，是对一个多世纪前人类曾经达到过的一种高尚情操的迟到的肯定。如果作现实一点地理解的话，那又是形式各异的利益群体借用民粹主义的旗帜，在为自己争利益，纯属“历史的误会”。
就连“文革”都曾涂过民粹主义的油彩。中国刚开始“文革”时，西方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曾这样评价“文革”：“……它不完全是消极的，这场革命依据民粹党式的信念，相信一般群众固有的能力和创造性……”〔２３〕
“民粹”误解何其多，真是这样。
注释：
〔１〕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１页。
〔２〕郑园园：《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环球时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
〔３〕李一蠡：《从民粹主义想到的》，《炎黄春秋》２００２年２月。
〔４〕（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２页。
〔５〕以下分析民粹派的错误（本文略），均摘自前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１１页。
〔６〕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１９５１年版，第２２页。
〔７〕〔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２〕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３３、３５３、３５５、３５５、３６８、３７４、３５９页。
〔８〕（日）杉森久英著：《神秘的驻外武官》，林怀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３页。
〔９〕何蜀：《〈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第２２版。
〔１０〕摘自１９６０年《苏联妇女》：《唱歌的女郎》。
〔１１〕（俄）薇拉·妃格念尔著：《狱中二十年》，巴金译，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２～４３页。
〔１２〕〔１３〕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７、６８页。
〔１４〕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２页。
〔２０〕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７页。
〔２１〕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２３〕笔记抄录文革期间《参考消息》，原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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