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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离开上海。刚好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定名《新路》。萧乾一度同意为《新路》编国际问题及文艺专栏。但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他根本没去上任，然从此却背上了《新路》的黑锅。到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的《关于萧乾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口黑锅才终于从萧乾背上永远卸下来。
萧乾告诉我，旅英期间，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他经常看见不同政见者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说，因而受到了影响。但国情确实有所不同。他在社评里写道：“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仍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２〕萧乾之所以对祝寿有反感，是田汉引起来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３〕这里的“戏剧权威”指的就是田汉。然而，萧乾执笔的《大公报》社评把“大张寿筵”与“称公称老”扯在一起，郭沫若自然就会认为指的是１９４１年为他本人祝寿一事。
王芝琛在近著《百年沧桑》的“郭沫若与《大公报》忿怨几则”这一章中指出，郭沫若和《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王芸生的矛盾由来已久，萧乾这篇社评刚好捅了马蜂窝。
王芝琛写道：“在这里（指《斥反动文艺》），郭指名道姓只有一个萧乾，其实非也，郭矛头所向仍然是《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仅是采用打‘车、马’，指‘将、帅’而已，莫怪萧乾大呼‘冤枉’。因为要说‘反动’的话，主要指《大公报》的社评。而《大公报》的社评，主要出自张、王之手，尤其是重要社评。萧乾自进入《大公报》以来，编过多年文艺副刊，并未触犯过谁。后又成为《大公报》驻英记者，回国后仅写了点国际社评，郭沫若不应把‘反动之大全’加在萧乾身上。……笔者以为这仅是‘导火索’而已，并非问题的实质。但萧乾确实因郭这一番‘夸张的笔伐’深受其害。”〔４〕
关于章伯钧，萧乾在《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写了这么一段：
构成我右派罪行的还不止这一端。也是这难忘的１９５７年，章伯钧代表民盟三次要调我去为那个民主党派编一个叫《争鸣》的刊物，我都拒绝了。最后一次他请我吃饭，席间又一次敦促，我依然谢绝了。并且每次一回机关，就向当时领导我的、后来以歌颂徐水大跃进闻名于世的一位党员作家如实地汇报了。然而用来揪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萧乾是章罗联盟安插在本机关的代理人》。我踌躇再三，觉得有澄清的必要，就写了张小字报，把四次向那位党员作家汇报谢绝的经过，扼要地披露了。倘若他隔上几个小时才贴出“辟谣”的回击，否认我曾向他汇报过也罢，那至少能说明他还良心未泯，有过那么一段短暂时间的内心斗争。然而不然。紧跟着他那张“辟谣”的中字报就贴出来了，从而确定了我这一罪行。那时，我才认识到在阶级斗争中，绝对只讲利害，允许睁大眼睛说瞎话。〔５〕
文中的“党员作家”指的是康濯。他当时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创作委员会主任。萧乾是１９５５年成为专业创作人员的。他给上边打了报告：去开滦煤矿体验生活三年，计划写一部以二十年代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所以从此把康濯视为领导。章伯钧要调他去编《争鸣》等事，他也是向康濯、而不是向他当时的顶头上司《文艺报》主编张光年汇报的，因为萧乾并没把《文艺报》看做久留之地。
其实，即使康濯大包大揽，说了真话，承认萧乾确实向他汇报过，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挽救不了萧乾的命运。因为当时每个单位划多少“右”派分子，都有指标。不论是民盟，还是《大公报》，都会把萧乾当做活靶子推出来。１９９５年我结识了一个被逼着大鸣大放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他属于科技部门，那里无人大鸣大放，完不成指标，领导发现他有个舅舅是天主教主教，就逼迫他写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他不肯写，领导说：“不写的话，罪加一等。你不要不吃敬酒吃罚酒！”因此，五十万“右”派分子大军中，有不少就是这样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百年沧桑》的一章“座中多是豪英”中有这么几段：“在《大公报》所谓的‘右派记者’中首推萧乾。……萧乾一再讲，他与杨刚具有深厚的友谊。……但萧乾可能并不会想到，将他划为《大公报》内‘右派记者’的始作俑者竟是杨刚。我们并不应责怪杨刚，在那样的思想时代，从另一个侧面说，不但证明杨刚的活学活用，也足以证明杨刚‘不徇私情’，包公式的‘铁面无私’。将萧乾划定为‘右派记者’，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郭沫若怒斥他为：钻进《大公报》反动堡垒里的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见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斥反动文艺”一文）。……尽管如此，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最幸运的。……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罕见的最少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６〕
诚哉斯言。比起杨刚、范长江、刘克林来，萧乾能在改革开放后活上二十年，写了二十载，是天大的幸运。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杨刚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３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干校寻了短见。孟秋江于１９６６年“文革”方起的“红八月”突然坠楼自尽。而这三位都被公认为《大公报》的“左派记者”。
萧乾在格各庄农场被“监督劳动”达三年三个月之久。所谓“监督劳动”，只比“劳动改造”略胜一筹，实际上也没有人身自由。他害牙病，如果允许到唐山的大医院去治，他的牙根本不用拔。然而他只能听任小镇上的江湖骗子去摆弄，到头来拔掉了十来颗牙齿。盐碱地水质差，他的肾也出了毛病。１９６９年到五七干校时，他年届六十，被当作壮劳力使用，抢场时患上了冠心病。他驾鹤西去后，台北出版家陈信元撰文说，如果萧乾的身体好一些，会写得更好。此言不虚。陈信元每次来北京，都赶上萧乾正在住院。家中所存萧乾与陈信元的合影，都是在病房中拍摄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萧乾复出后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巴金大无畏地提倡讲‘真话’，萧乾也提出：‘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是他尝尽人生滋味的真诚心声。他以胆识和智慧对待人生，又以笃实的态度和顽强的精神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在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从心所欲不逾矩地写出《搬家史》、《负笈剑桥》、《北京城杂忆》、《这十年》、《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国当代名人随笔：关于死的反思》、《我的年轮》、《我这两辈子》、《玉渊潭漫笔》等百万余字的可以同巴金《随想录》南北辉映的‘萧乾式随想录’，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留下了不少妙文。”〔７〕
萧乾沦为次等公民后，“是福是祸很难讲”就成了他的口头禅。今天回过头来看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世纪末的经历，这话确实有道理。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５日，萧乾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了篇《我这辈子》，用八百字概括了一生。关于第三次婚姻，只写了寥寥八十字：“我当时〔８〕慌张无生策。幸梅韬前来协助，后结为夫妻。梅当时以为解放后我会任要职，在港时还很好。抵京后我并未如她所希望之高升，遂即冷淡，四出交际。终于分手。”
倘非遭到郭沫若的笔伐，萧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不至于坐冷板凳。他说，自己本来无意第三次离婚。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起，萧乾在湖南参加土改，这期间给梅韬写过一万多字的信。１９５３年梅韬摊了牌，说：“告诉你吧，我从来也没爱过你。过去不爱，现在不爱，将来也不爱。”一言既出，二人协议离婚。
受冷遇导致第三次婚姻破裂，这是祸，然而第四次婚姻是福。我跟萧乾结婚的目的是对他做奉献，绝非图享受。他成为“贱民”后，我们二人同甘苦共忧患。最后十几年，他动了大小五次手术，健康恶化，每次住院，都由我护理，而且立即把病房改成书房。因为对他来说，最好的康复治疗就是工作。最终他实现了“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这一愿望。
十年浩劫期间，我在“牛棚”中的两位难友的遭遇，真是触目惊心。一个是张铁弦，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在任期间，他接待一位苏联专家时不知给那人看过什么。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受审查时，惟一的见证者已去世，他只得被罢官，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就与此事有关。他天天念叨：“我没有起死回身之术。”接着，妻子丢下一对小儿女，也与他离了婚。另一个是《天方夜谭》的译者纳训。他随团访问埃及时私自去见开罗的一个老友。按当时的庸俗观看，这可就成了大问题了。我记得他曾被当时管理我们的厨师左右开弓地打嘴巴。
然而，张铁弦和纳训的遭遇都比杨宪益强。因为二人均未入狱。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却度过足足四年（１９６８～１９７２）的铁窗生涯，导致这对伉俪的儿子精神失常，最后自焚。他们的罪名仅仅是被怀疑“是在（前驻华使馆武馆）伊文斯手下工作的一名间谋”〔９〕。倘若萧乾的“洋太太”没有在１９４８年回英国，类似的灾难也完全可能会落在他头上的。
唉，中国的知识分子！
注释：
〔１〕见２００４年２月４日《中华读书报》。
〔２〕傅光明编：《解读萧乾》，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３〕〔５〕〔６〕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