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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全球同质化的本土力量，也以“差异”、“特色”为契机，在全球不断复活“传统性”、“异域性”和“民族性”，它们也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品：到处都可以尝到中国菜，欣赏到非洲的原始艺术和第三世界的电影、小说，各种新浪漫主义、怀旧主义盛行。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正是通过承认“差异”和“他性”，重新满足各地的“传统”自恋感，甚至有意制造文化群落之间的冲突来实现其目的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家精神”的确推动了资本主义，但不是因为儒家精神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难以摆脱的“弊病”，而是资本主义巧妙地利用了“儒家精神”这样的民族性口号来作为它们向地方渗透的工具。所以，“儒教传统”已经成了资本主义“以义制利”的遮羞布。在这里，“民族性”、“传统”不过是消费主义的点缀，其背后掩盖了更加微妙、隐蔽的权力关系。阿帕杜莱（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就指出，民族性——这个曾经装在瓶子里的区域性妖怪——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力量，民族性认同与想象现在已经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有力武器〔２４〕。儒学话语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下关于权力的话语”，“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嫁接，在世界‘文化中国’中得到重新肯定，这是全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作用于地方的又一实例”〔２５〕。
结语：阐释中国的焦虑
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属于精神性的东西都离中国人很远。但在中国人的自画像中，我们看到，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中国的文化魅力和精神价值，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恰恰是西方仅仅属于物质和技术，而只有东方才更具精神气质这样的反黑格尔意识。所以，不管是对抗西方、迎合西方、超越西方还是拯救西方，法宝都是中国那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然而，吊诡的是，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赶英超美，穷追西方的现代性不舍呢？实际上，我们虽然还未完全现代化，却早已把西方人曾经深恶痛绝之的工具理性、价值沦丧、生态破坏等等“现代性病症”统统都学到手了。现代化既然是一条“他者化之途”，那回到天人合一的安全套里，就可以避免像艾滋病这样的西方“现代性病症”吗？
１９３５年，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就提出这样的“难题”：谁来做“中国的解说员”？阐释中国并非易事，我们无意完全否定前文所提到的“自塑中国形象”。中国人对自我形象的描绘也犹如一条“变色龙”，而如何保持清醒、平和、真诚的态度来描述自己的民族、国家与人民，至今仍然是林语堂留给我们的问题。认识自我并不容易，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在欣赏与批判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对祖先的自豪与对西方的羡慕之间，在利益与文化之间，在意识形态与科学观察之间……常常难以平衡。“也许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态度。……他的灵魂里正在为这样一种斗争所撕裂：即两种对立的忠诚之间的斗争——对古老中国的忠诚，一半出于浪漫，一半出于自私，以及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这种智慧渴望变革，渴望将所有那些腐败、堕落、干枯或者发霉的东西一扫而空。……要避免这两种极端，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２６〕
杜维明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面对西方，我们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我们不以仰视的目光来神话西方，抹煞民族文化，从而滑入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应以俯视的眼光来丑化西方，动辄将西方文化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的”玩意儿，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淖。历史证明，中国人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理性的态度是以平视的眼光来面对西方，提倡“文明对话”（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相互尊重，相互承认。仰视西方往往孳生片面认同、迎合殖民者的口味的毛病，形成以己为耻、自我怨恨、自我贬损、自我谴责的奴隶心态，进而以自我丑化的方式向西方人投怀送抱，主动制造“被看”，加深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俯视西方则往往过度丑化西方，甚至制造“西方威胁论”，动辄以“西方霸权”为借口，不加检省地美化自己的“传统”，易耽于文化自恋，并将一切问题转嫁给“西方”，而且过度张扬民族主义又恰恰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的口实，同样不利于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形象。惟有平等对话才能加深相互的认识与了解。费孝通先生在１９９０年提出，文化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后来被国际学者广为引用，充分表达了当今世界文化对话中所应有的健康心态。只要能够正视历史，拥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眼光和气魄，我们必将摆脱自卑、自大、自恋的文化心态，树立起自强、自明、自信的中国形象。
注释：
〔１〕参见（英）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第一章：“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常绍明、明毅译，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周宁先生在《书屋》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文章，为我们认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２〕（美）刘易斯·科塞著：《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３〕〔７〕参见（美）史景迁著：《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７～９８页。
〔４〕陈季同著：《中国人自画像》，黄兴涛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５〕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３页。
〔６〕虹影著：《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８３页。
〔８〕（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０～２０６页。
〔９〕（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２页。
〔１０〕周蕾：《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１〕参见戴锦华、陈晓明、张颐武、朱伟：《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文化》，载《钟山》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１２〕（美）李希光、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９～２０２页。
〔１３〕李健鸣、黄健中、孔民：《〈红高粱〉获得金熊奖侧记》，载《大众电影》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１４〕参见（日本）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４４４～４７４页。
〔１５〕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越裔译，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２１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３页。
〔１６〕转引自施建伟：《林语堂传》，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５页。
〔１７〕杜维明：《“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建》，载《东方》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１８〕（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香港）《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３年八月号，总第７８期。
〔１９〕（美）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９页。
〔２０〕参见康晓光：《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该文为作者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０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演稿。
〔２１〕参见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王元化、李慎之、李泽厚、杜维明、梁燕城等：《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版。
〔２２〕〔２５〕（德）德里克著：《边界上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的重新发明》，见氏著《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０、２６０页。
〔２３〕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载《读书》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２４〕（美）阿帕杜莱著：《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５４１页。
〔２６〕林语堂著：《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５～２６页。
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
？ 周 宁
晚清七十年，神州内乱外患，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人鬼难辨，或强盗行径犬羊心性，或政教修明人伦美善，乍明还暗。办洋务、通夷情，无诚意而有敌意；拒洋药、排洋教，分不清轻重缓急；朝野媚夷艳夷鄙夷仇夷，各走极端。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飘忽不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知识上的进步，如西学渐渐普及；但更多是充满猜疑的想象，异想天开的套话。观念是有惰性的，人们认识世界，往往不是出于所谓的客观实情，而是出于某些深植于社会文化无意识中的原型，例如那些关于远国绝域夷狄番鬼的传说，即使在洋货充斥市场、洋人杂处城乡、洋船洋炮打开国门后，在坊间朝廷，这些观念依旧流行……
一
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１日傍晚，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