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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光绪帝的宠爱，珍妃也不能幸免于难，慈禧将珍妃的哥哥志锐贬职，派往远离京城的乌里雅台。之后，又令人将珍妃拉到东间房内，扒掉衣服，打得不省人事。慈禧还不解气，又强令光绪将她连降三级，贬为“贵人”。维新运动失败后，光绪被慈禧囚禁于瀛台，珍妃也被打入冷宫，严锢在皇宫东北角景祺阁后面的小院内。衣食极为恶劣，蓬头垢面，虱蚤满身，形同乞丐，十分凄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不顾国难民危，挟光绪仓皇西逃。临行前，她亲自命李莲英等将珍妃推入院内的一口井中。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自己，径直走到井边，纵身投井而死。时年25岁。
这一年3月，一直躲在日本避难的文廷式回到上海。“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这一年，他又参加了“自立会”（原为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组织的“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容闳任会长，严复任副会长）。自立会建立自立军，准备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绪帝东山再起，变法图强，振兴中华。不幸，自立军发难失败，其理想成为泡影。
此后，他客居上海，日趋潦倒。1904年8月，文廷式在萍乡老家花庙前去世，终年49岁。
文廷式不仅是晚清的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维新派政治家，而且还是一名满腹经纶的学者，被誉为“晚清学者开派标宗者”、“江南才子”。专长历史，日本学者曾聘请他编修日本国史。且能诗工词，词学苏轼、辛弃疾，有慨叹时政之作。此外，哲学、政治、经济、语言和自然科学等，也无不涉及。遗著有《文道希先生遗诗》、《云起轩词钞》、《纯常子枝语》、《补晋书艺文志》、《闻尘偶记》等。所著五六十种，达一百余卷之多。
大约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与江西的沉寂，这便是——星火成炬，坚冰故我。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4）
1895年８月，强学会成立于北京，又在上海成立分会，“此会所办之事情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馆，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也是在8月，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康梁等人亲自撰文，每日报纸印发一两千份，分送于公卿官宦。随后，严复在天津办出《国闻报》，黄式宪、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办出《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举国趋之，“《时报》既出后，闻风兴起者，各省志士争醵资，合群以讲新学，大率不出强学会宗旨之五大端。”（同上）
此后两年内，各省私立之学会、学堂、报馆等，分布于北京3，陕西1，上海9，江苏2，浙江1，福建1，湖南14，湖北1，广东11，广西2，海外4，共计49个。也就是说，它们在江西的周边地区占到了28个，超过总数的一半还强。
与此同时，江西境内大抵是平静的，几近方外的一座只闻梵音的古刹。与宋明两代在诸多领域开学风之先和执牛耳者相反，江西在清朝灭亡之前，没有出过一张类似《时务报》、《国闻报》、《苏报》这样传播维新思想的报纸，没有出过一本类似《海国图志》、《西学东渐记》、《时务论》、《盛世危言》这样介绍、研究西方与西学的书籍。和以上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的著作一样，陈炽的《庸书》、《续富国策》，在外省区一再脱销，多次重版，文化人纷纷以捧读为快事，在本省却不能出版。本省有些什么人呢？不见陈炽这般的发愤长啸之人，也不见陈宝箴这般埋头做新政的人物，官员与士绅圈子里放眼一过，皆是守缺抱残、诋噪维新的井鸣之蛙……
1862年（同治元年）3月17日，在南昌城中心的东湖百花洲畔，空气中隐隐蕴涵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儿……
这一天，街头巷尾贴满了由湖南传过来的驱逐法国天主教士的檄文，退下来的前翰林院检讨夏廷榘，还有正在家休养的在籍甘肃按察史刘于浔等人，按捺住自己一颗狂跳的心，一昼夜便将这檄文翻印出来几万张。大街上脚步如潮，人声鼎沸，一张张年轻而又涨红的面孔走在人群之前。他们多操外乡口音，是正来省赶考的各府县的童生。莘莘学子们先到筷子巷天主教育婴公所，要求进去查验女婴，他们对于这些胸前挂着十字架的洋人去拣来、买来那些奄奄一口气的女婴的做法抱有疑虑。当有人在教堂附近捡到油膏一块、铜管一根、尸骨一包时，这怀疑便有铁打的结论了：油膏是熬炼婴儿的精血而成，几寸长的铜管用来勾取婴儿的眼睛，那尸骨更是从魔鬼的嘴里吐出来的。于是，“万众同心，群相附和”，他们先后捣毁了几十间教会房屋和由教徒开设的义和酒店、合大盐店，并将内里的货物、用具一并砸烂……
接下来几天，南昌郊区和邻近各县均发生捣毁教堂和教徒财产的事件。南昌街头遍是匿名谒，题为《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内称：“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西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又对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又是林则徐的外甥，本人虽具有维新思想，却也受大势裹胁，不但对此毫无约制，竟也站在江西士绅一边，坚持反对洋教的活动。
有学者指出：“近代江西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反洋教斗争特别激烈。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之首。”（万振凡《近代赣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1862年的南昌教案是全国各地爆发最早的教案之一，在赣地则由此发端，至民国初年，共发生与教会的冲突、斗争300多起。
我想，赣地较之沿海教案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在被传教之外，大抵都是通商口岸，互惠互利，做着转手生意，当地人总有钱可赚。而且在西风美雨的长期熏陶下，那目光便变得无所谓起来，信教就信教吧，不过就是在佛道两家外再加了一宗。可在赣地，虽然一度有个口岸九江，但贸易额一直偏低，以1890年为例，这一年它的港口贸易总值，低于江对岸汉口的六分之一，甚至低于镇江的三分之一。在通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被大大凸现的便只有传教了。
近读《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一书（曹增文著宗教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在许多国人印象里，清末来中国的那批传教士大多只有负面作为。这本书却以大量事实，展示了我国近代的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诸多变化都是他们带来的，从学校教育、学科结构到精神病院、育婴堂、孤儿院的建立，可以说随传教士走进中国的西方文明奠定了近代中国社会服务体系的基础。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几十年里雾里看花，或者干脆放在哈哈镜里，任意夸张、缩小与变形，我们已经见得不少。在中国，有些事情的结论，真要等到百年以后才能尘埃落定，对传教士的评价便是一例。
但在当年，绝非如此——
教会深入城镇和乡村后，因一些教士的殖民心态，为急速扩大教会的势力和影响，圈占土地、延揽诉讼、纵容与包庇少数为非作歹的中国教民……这一切，无不与官府的权力、地方士绅的威仪发生严重的冲突。
更要命的是，从手工业者、菜农到店员、小商人等社会各界的同仇敌忾广泛参与中，可以发现，好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被扔进了清水里，历次教案中都无不昭示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坚定地信奉老祖宗那“男女授受不亲”的人们，打量着教堂那高耸的尖顶、难窥其究竟的窗户、平日里总禁卫森严即使是做礼拜之日非教徒也进不去的院门，以及男男女女的教民络绎不绝地进出，他们的脸上便多少会挂上暧昧之色：他们在幽深的教堂里干些什么呢？如果说是忏悔，一个女子怎么能够和一个非亲非故的男子单独呆在一处呢？
官员们则不会这般形而下，警惕的目光总是在政治的高度上看问题，正如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所说：
通商不过耗我物产精华，行教则足以变我之人心风俗……（齐鲁书社《反洋教书文谒帖选》）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5）
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赣地并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而绅商阶层又未能瓜熟蒂落，虽也有一些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全县士子张贴谒帖，群起攻讦，结果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臂而过，就是必然的了。
如新式煤矿全国共开办16座，其中在湖北有4座，安徽有2座，江苏有1座。新式金属矿全国共开办23座，其中湖北4座，安徽、福建、广东各1座。打曾国藩引进西方技术与设备，在安徽建立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之后，各地纷纷仿效，全国共有军工企业21个，其中江苏、广东各3个，上海、福建各2个，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各1个。唯独拥有煤、铜、钨等丰富矿产资源的江西，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