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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荻听了张学良的分折，心绪更加兴奋。道：“那么，他们究竟如何来应付此事？
莫非以沉默就能对付张捷迁吗？”
张学良沉吟说：“沉默当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这些东北大学的学生，还会继续利用美国媒体来制造台湾不民主的舆论，那样反而对他们十分不利。”
赵一荻说：“依我看，他们还会像前次那样，以你张学良的名义发封电报拒绝！”张学良却摇摇头说：“不会，这次他们不能再采取发电报的办法了。因为张捷迁等人此次的舆论造势太大，不但美国及其它的媒介都有刊载了他们的《声明》，而且台湾的媒体也纷纷转载这一消息。因此，以我张学良的名义给张捷迁复电，已经不是办法了。”
赵一荻恍然大悟：“你是说，当局必须要以公开的答复才行，否则难以消除影响。”张学良深谋远虑地点了点头，赵一荻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果然不出张学良的所料，李队长又把一封用中文拟好的《意见》，送到了张学良的面前，李说：“张先生，这是上面代您写的一份意见，如果张先生同意，就请找人修改一下，然后在报上公布出去。”
赵一荻看了，如有所料地冷笑了。
3月25日，台湾各大报刊都刊载了由张学良口授、由夫人赵一荻记录的《张学良声明》：
学良迁居台湾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莳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颇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所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雅不欲有所多言，无奈连日造访寒舍人士，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采访，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8节所说：“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14节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杆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糸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张学良
1977年3月25日
现在，赵一荻更加困惑不安了。她不知道当局又在搞什么新的名堂。当她看见特务队李队长正将一辆小轿车向她们开过来时，心情更加紧张起来了。赵一荻知道有人又在利用她们，在搞假民主真自由的伎俩了。
张捷迁愤然发表营救少帅的公开信
一辆德国“奔驰”轿车疾驰在花园般的城市华盛顿那平坦笔直的柏油公路上。
驾驶车的是张捷迁教授的夫人张素坤女士。她的头发也已花白，但精神奕奕，端庄而文雅。张素坤透过车窗凝望着即便在12月的严冬时节里，路边仍然是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她的心中难免有几分感慨，因为在这个季节里在她的祖国还是漫天飞雪，奇寒逼人；而美国的华府却是温暖如春。张素坤是12月初与她的丈夫张捷迁一同由纽约飞到华府来的。
昨天1988年12月10日，她与张捷迁一齐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盛大集会那是由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主办、由东北文化教育基金会、全美华人协会、美京华人各界联合会和北美20世纪史学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张学良全面自由研讨会”。
今天，也就是12月12日，她还将陪同张捷迁参加在华府所举行的另一个盛大的华人集会“西安事变52周年纪念会”。
张素坤头也不回地说：“捷迁，昨天的研讨会开得很是成功，那么多华人学者的发言真是令人感动！……”
“何止是令人感动？简直可以说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热泪沾襟啊！”张捷迁将那架金丝眼镜正了正，他那双睿智的眼睛透过车窗，漫无目的的浏览着那幢高达五百多米的华盛顿纪念塔。多次来到华盛顿的张捷迁每次当他的轿车经过华盛顿纪念大道的时候，都不忘去向那隐藏现在绿柳与飞花之中的危危巨塔瞟上一眼。因为张捷迁知道华盛顿与纽约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于：整座绿茵茵花园城市之中，除了这座华盛顿纪念塔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处超过500米的建筑。即便白宫和国会山庄也罢，它们的高度都不许超过华盛顿纪念塔。夫人的话使得张捷迁思绪又回到近年来他所格外关注的张学良夫妇的自由问题上来。
“老校长的那个公开声明，使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他迫不得已的官方代言啊！”说话的是东大校友会秘书长李圣炎。那是今年春天东大在美校友会于华盛顿举行建校65周年纪念活动时，张捷迁与李圣炎在面前的华盛顿大道边碧绿草坪上漫步时，他以激愤的语气对他说。
第四卷 冬第二章 美国狂飙（8）
“圣炎，我也有同感。”张捷迁在草坪上驻足，伫立在和煦的阳光下，他仰望着华盛顿纪念塔上那座精工缕刻的华盛顿铜像，心海里百感交集。
那是因为他与所有东大校友营救老校长张学良的计划失败了，早春二月时他们在纽约城里的几次聚会，都因为以李某人为首的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校友们酝酿尽快使张学良恢复自由的设想一一化作泡影。
他们发往台北的电报，信函和在美国报纸上所发表的声明，那么多的努力都受到台湾的冷遇。特别令张捷迁和李圣炎震惊的是，3月25日张学良通过台湾“中央社”所发出的“公开信”，更加清楚地表明张学良现在并没有什么自由。
张捷迁的胸臆间顿时燃起一股怒火，他说：“你还记得60年代初，台湾情报机关所办的一份刊物上，刊载了一篇署名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吗？勿庸讳言，从文章的语气和文笔上，一眼就看出是老校长的文笔。可是那《忏悔录》中的许多内容都不可能代表老校长的思想。也难怪后来有人评说，《西安事变忏悔录》是蒋某人的刺刀下逼出来。既然60年代老校长能违心地写出那个什么《忏悔录》，那么现在他为什么不能在台湾当局的威胁下再写出一份违心的《公开信》呢？”
李圣炎搀扶着张捷迁沿着绿草坪间的一条小路，向那座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走来。他说：“台湾当局实在太不明智，如今已经是80年代了。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在1936年下的一道‘管束’圣旨，一下子耗去了老校长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现在他已是87岁的老人了，一个囚禁了整整52年的老人，莫非他还能够成为什么人的威胁吗？况且老蒋早就死去，小蒋新近也病逝，李某人有什么必要继续执行老蒋生前的意志，不将自由还给老校长和他的夫人呢？”
“这就叫国民党的民主和自由啊！”张捷迁激动地说，“我是不将张学良夫妇从幽禁中解脱出来就誓不罢休的人！圣炎，前几次我们的电报、信件，都没有发挥作用，可是我不灰心。我准备近日就给李某人、宋美龄和俞国华三人，再写一封信。不过这封信不能像以往那样偷偷地寄出，而是将它刊载在《纽约时报》这类世界有影响的报纸上。我是让世界民众去评论是非！”
李圣炎一怔：“您也是要发表公开信？您要说些什么呢？”
张捷迁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笺，上面写满了密麻麻的英文。他说：“我的文章标题就十分醒目，叫做《为什么怕给张学良将军以真正的自由？》。我要公开告诉台湾的李某人，老校长今年3月9日给我的电报和3月25日的公开信，都不是他的心里话。那些全是官方的代言，为什么这样说？那就是这两份文电全是通过国民党官方正式转达或发表的。而决不是张将军自己寄信，因此，我对老校长目前在台湾到底有没有通信的自由也深表怀疑。”
“好，好尖锐啊！张先生果然锋芒毕露，一针见血！”李圣炎深为张捷迁的正义感所感动，他的情绪也变得亢奋起来：“只是我们发表这类公开信要有一定的证据才行啊。否则不仅李某人不服气，还要考虑到读者。他们必须在了解先生的公开信以后更加同情张学良将军才行。”
“我说话是有根据的。”张捷迁将那信迎风一抖说：“这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老校长在台湾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自由。虽然台湾当局早在1959年就对外宣布给张学良以自由了，可是，他的身边始终都有警卫和便衣呀，这又作何解释？1981年台湾《联合报》的记者于衡所发表的《张学良访问记》，就证明老校长即便住院治病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便衣在守候着，甚至连记者按触他一下也要受到干涉，如果他真有自由，还会这样吗？此外，许多想见老校长的人都被特务拒于门外，去年11月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傅虹霖女士，是专为写她那本《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由美国飞去台湾，她在多次申请面见老校长遭到拒绝以后，傅虹霖本人大胆地来到北投复兴岗70号张氏住宅，结果又给一个便衣给挡驾了。圣炎，从这些事情上不是可以证明老校长只有在监视范围内的自由，而没有与外界接触的自由吗？这样的自由算什么真正的自由？”
“是的是的。”李圣炎完全被张捷迁的论据所折服。他扶着张捷迁来到华盛顿碑下那巨大的青石阶上，他不住地说：“张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只是您这样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