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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叶暮？
我点头。
你的画我看了，愿意过来做全职吗？两千块一个月。
他站起来踱步到我身后，故作不经意。
我倏地起身，在他的手指接触到我皮肤的前一秒。每一颗细胞都处于警备。
好，我考虑一下。
这还要考虑？我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他一把搭上我的肩。我瞬间疾旋身，却让不开。
我知道，所以我要考虑一下。告辞。
挣脱不了，他的手劲比我想像中有力。我低估了他的脑满肠肥。我把手里的提包用力砸向他的脸，在他手松的这一刹那，夺门而出。
我开始感谢这个杂志社足够狭小，只几步便可以跨出大门。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编辑负伤的报道。只一点诧异。我把这件事告诉过小调。他当时的眼光，凛冽非常。
季鸣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坐在房屋门口破损的台阶上，捏着那本失而复得的日记。我本以为她遗落在了巴音郭楞，后来却重获。在上海的用纸箱围成的垃圾筒里，小调将她扬手丢入。
想起吉娜，想起天格尔峰下的小旅舍。我让太阳灼灼地照，远不及草原阳光的恣意。皮肤只微微泛红，发出了极轻微的滋滋声。汗，细密地溢出毛细孔，凝缀到身体表面。
未近午。我目无焦距地远望。所有切实的景象全部褪成黑白。黑白的烈阳；黑白的不知通往何处的斑驳道路；黑白的积水的狭沟，蜿蜒着，擦着墙根蔓延。
手机铃声就是在这样的一幅场景中陡然响起。尖锐刺破我无始无终缺省边际的冥想。强硬地，把场景模糊的表面擦拭个干净。
他说他写了一部书；他说他中意我的插画，与他的文字相谐；他说要我帮他在书里加一些图画。
这个男人的声音很飘渺，却语气坚决。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决定去见他。路边很小的一个面摊，临近五马街。他要请我吃温州的鱼圆面。
他穿着驼棕色外衣，头发极短。平摆的膝盖上放着一个硕大的包。他迎着煮面时热气吹来的方向坐，静静地抽着烟。热浪升腾，青雾上绕，遮挡掉他一整个表情。
我径直走到他身边坐下。
季鸣，我是叶暮。
他掐灭手中的烟。神色是诧异的。
我和他想像中的不同。他以为我会是犀利、前卫、老成的人，必定目光如隼，难以沟通。
我笑。要了一杯矿泉水，温热了的。自从上次入院，我便戒了酒，连Rum也已经不碰。
季鸣，三十三岁，写稿维生。他的专业与文字全然相悖——应用数学。
毕业后便留校任教，只一年便毅然放弃，搬出条件还算优渥的教师公寓，就此漂泊，不稳定地生活。却恣意又惬意。
他写小说，写散文，而我更喜欢他写的游记。他去过很多地方，由南至北，从丽江到内蒙，阅历很广。对景物，描摹极细腻，比拟极深远。跟着他的文字，我可以流畅地画。
第二天早上，吵醒我的是早起的鸟儿，用婉转的歌喉兴奋地发出叽叽喳喳声，更吵的是大门外激烈的敲门声。
小调睡眼惺忪地开了门，代替急促的敲门声的是舅舅更急促的喘息声：“你决定了没有？”
“嗯，我托伯伯卖房子。睡得好热啊。”
“这是你爸妈留给你的唯一家产啊，你怎么能卖掉呢？”
“不卖掉，难道留着随时准备触景伤情吗？何况还有工厂在。”
“小调，你还小，做事不经过大脑。我们这些做亲戚的，真不忍心看你就这么破罐子破摔啊！”
舅舅还在不停地啰唆着什么，诸如我会没地方睡之类的。小调又不是没在大街上睡过。一会儿伯伯也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一个过了中年的男人和一个正要到达中年的男人在进行激情四射的理论交锋，像是铁蛀虫碰到石板刨，一个比一个厉害，音量也一个劲儿地上升，吵醒了睡得正深的叶暮。叶暮茫然地跑到客厅看发生了什么事，看了一会儿，又跑回床上捂着枕头继续睡。
小调兀自整理东西的时候，只见书架已经摇摇晃晃。我连忙仔细地看有什么书值得带走。我点着指头一路拣去，结果只像抢救般拾出几本小人书和百看不厌的余秋雨的散文集，外加一本书皮已红得发黑的新华字典。小调打开字典一看，里面竟然夹着一张做作业用的方格纸。我惊喜地把纸翻开来，上面有一个画了一半的雪孩子，旧旧的。我的鼻子不禁有一点酸：这么多年，该变的都变了，只有童年的雪孩子还是乖乖的，没变，像是留在人间专程等小调回家收拾它。
尽管说才二十三岁的小调现在再提笔已画不出那么幼稚又清澈的眼睛。
尽管说雪孩子身上着的火，依旧红得一点都没有褪色。
小调除了好好把纸摊平收藏，绝不让舍己为人的雪孩子融化，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办法，与此同时，书架终于承受不住里面存的太多垃圾的压力，分崩离析后轰然倒塌，那声音就像竹节爆裂一样有骨气，咔嚓咔嚓。
也许年龄的高低与口才的好坏成正比，在对小调的决定起不到丝毫作用的口舌之争里，舅舅以绝对的劣势输给了大他十来岁的伯伯。败走之前，他又看了一眼小调母亲的遗像，一跃而起，将相框顶的塑料绳子从钉子上解放出来。小调依依不舍地看舅舅把它用报纸包好，却没去阻拦。舅舅站在门口，斩钉截铁地对我说：
“你个毛孩，有本事最好以后出了事永远别来求我！”
小调觉得母亲的遗像供在舅舅家是最好的归宿，我很放心。我催促舅舅道：“求求你，不要再啰唆了，快点走吧！”
得胜后的伯伯低眼目送着对手离去，脖子上的头颅昂得比高卢的雄鸡还高，孤傲得似乎没把刚起床的叶暮放在眼里，只管对小调说：“出卖房子的事我已托人在中介所里挂出牌来了。这么大的房子卖这么低的价格，两天以内保证能脱手。小调啊，卖了这房子啊，振兴你父亲留下来的家业就靠你了。”
走在去牛山脚下的路上，叶暮问小调：“我们这是去哪儿？”
“去我爸爸的工厂，今天开始就要住在工厂里了。”
叶暮把手缩了回去：“住在工厂？刚才那不是你的家吗？”
“现在已经不是了，卖了。”
“什么？你把房子卖了？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为什么要跟你商量？你又不是许……”差点就说出许静的名字来的我发现叶暮的泪珠已经一颗两颗从脸颊上滚落，连忙把话题就此打住，只怕同时伤了两个人的心，改口说，“你又不是许给小调了。”
又安慰了几句，叶暮虽然皱了皱眉，最后还是在午后的阳光里破涕为笑。空旷的田野上是我和她在垄沟里跑，带动了身边的风。小调发现依旧不能忘记许静，只能把口是心非的话留给叶暮，让所有可以判断的依据都不留。
众叛亲离的我不要再失去身边的叶暮，尽管说我朝思暮想的不是她，而是当初同样不想失去的许静。人就怕孤独。不会让自己孤独的人才算是真正长大。
不需要经过一百年，我们都将一起在地下不分四季，久久地长眠。叶暮此刻跟着一无所有的小调。而她为什么这么做，我终究没有问出口，知道没有答案。
伯伯送来了饭又要走的时候，对小调轻轻地说：“晚上睡在这地板上，你就是这里的老板了。”
香喷喷的饭菜引来了那条脖子上断了铁链的花狗。我丢给它一块骨头，花狗跑到工厂的一角，蹲在对面慢慢啃完，跟我们一起在黄黄旧旧的十五瓦灯泡发出的光线里睡了下来。两束雪白的月光从天窗里打进来，和水泥地上的灰白默默地调和着，而四周全是冰冷地发着铜臭味的机器，这些机器上大大小小的说明牌指明了它们的存在都为做出一只完整的打火机。
过了一个星期，房子才被一个姓李的商人买走，伯伯高兴地在小调和叶暮之间奔走相告，请我去签字。当天下午从银行里领了钱，我请伯伯把以前在父亲的工厂里做过的工人都请过来，包括在食堂烧饭的。又请来了厂里原来的会计。听伯伯说，这会计以不做假账而出名，现在已经在一家大酒店里上班。小调当即决定重新把他聘回来。
重新翻过账本之前，工人们都千恩万谢的样子，因为以为原本没着落的钱现在又有着落了。一一补领了工资后，却又都说在这里上班，生活没保障，不敢再上。走的走，散的散，小调和陈展极力挽留都留不住，到最后只剩两个从外地来的打工的和一个老头子。那老头子长眉长须，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只是身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烟味儿。我看账本上剩下的钱不多，就准备多给老人家一点，让他回家养老。不料伯伯未卜先知般的说：
“这位老人家用手工就能做出正宗猫眼。你现在根基不实，像懒孵鸡娘站在稻竿绳上，摇摇动，要想东山再起，就得听他的。”
“听这老古董的？我看他才摇摇动呢！迟点倒在西山里就好了。”小调的声音有点刺耳，“猫眼又是什么？”
“你！”伯伯使劲地把手往下压，示意没礼貌的我说话轻点，又凑上来想跟小调说悄悄话。小调却往后退一步说：“你怎么现在在自家厂里反倒也低声下气的？”
伯伯气得涨红了脸，从口里憋出一句话：“猫眼就是手工打火机呀！你有问题，就该多向这位老先生请教！”
“别看一只打火机很小，国际市场可大着呢！”那老人家像是什么都没听到，呵呵笑了。他在自言自语般的说了这一句话后，就让小调决定让他和两个外地工人一起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