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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藤丹皮大黄汤红藤一两粉丹皮五钱锦纹大黄五钱桃仁泥四钱元明粉四钱（分冲）瓜蒌仁四钱京赤芍三钱加酒一杯煎服红藤丹皮大黄汤加减方红藤一两粉丹皮四钱锦纹军三钱桃仁泥三钱瓜蒌仁三钱京赤芍三钱紫花地丁六钱银花藤六钱加酒一杯煎服附言：《余无言医案》，原名《翼经经验录》，系先父无言先生生前自撰稿，建国后曾将此医稿与先大父奉仙公遗著——《医方经验汇编》（原中华书局出版，中医书局重印）合编自费刊印分赠亲友、同道和学生。现将《翼经经验录》重予点校、整理以飨读者。
诊余漫话药用寒温补泻，当察患者体质我们诊治多种疾病，经常须根据辨证中之四诊八纲和患者的体质情况，以确立药用之法则与规范。寒证用温剂，热证用寒凉之品，“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几乎为临床医师所共识。但其中我们应十分重视患者的体质现状。如忽视于此，难以在施治中获得满意的疗效，往往可能产生“施治不效”或“过犹不及”，甚至产生不良的副作用或加重病情之弊。清代名医赵濂从整体出发，阐明医者在辨证后，如何掌握恰当施治时，曾分析患者的体质情况和药用之寒热、温凉、补泻之间的关系。他在《医门补要》中说：“人体质有虚实之分，禀性有寒热之异。属寒体者，病时宜用凉药中微加温和之品以监之，若太苦寒则败胃，有欲吐泻、胃寒腹痛之患。属热体者，病时宜用热药者，惟温平之品以缓治，若太燥烈，恐激起本源之火，致烦渴、狂暴、失血之患。属实体者，或因病变虚，宜用补剂，须少少与之，若太呆补，致不食、腹胀、中满、逆气之患。属虚体者，病时宜克伐，尤宜性缓之品，若太峻利，致虚脱多汗，肢冷懒言，烦躁欲入水之患。”由此不难体会，中医诊疗中辩证思维和因人制宜的圆机活法，也是衡量医者诊治水平高低的一杆标尺。希望读者能对赵濂这段名言，予以深入学习和体验。
用中西二法调治肾脏性水肿早岁，余开业于阜宁时，有东北乡王某者，年且六十有奇，患水肿证，时当七月，抬来城中求治，入北门，即询之道途中人曰：“城中医生，善于内科者为谁。”人成告之曰：“有余某者，中西医家也，盍试之。”病家即抬来求治。余察其症状，为之咋舌。腰以下肿势最盛，两腿如象足，两脚如冬瓜，阴囊如悬瓠。胸部以上则较轻，两手及头面均肿，腿皮肿如胡桃。凡肿处，均明如玻璃，弹之即可立破，扪之冷如冰，呼吸短促，喘声如哮，舌苔白滑，粘膜均呈白色，脉按之而不可得，小便甚短少，且阴茎完全缩人囊内，视之几如葫芦上一小孔耳。询其既往症，则谓“五月问，曾途行遭大雨，后即发肿，且不思食，先由两足肿起，渐次向上，而膝、而股、而会阴、而腹、而腰、而胸、而上肢、而头面，迭延多医，服药均无效，以迄于今，不食且十余日矣。先生其有良法否？”余以年高症重，有难色。病者再四乞为治疗。
余乃告之曰：“危险殊甚，中医用利水健脾诸剂，既不见效，再施类似治法，亦难见功。西药有发汗剂，名匹罗卡品（Piloarpin）者，姑试之，效则吉矣。”盖余恐患者多日不食，用此猛烈之发汗剂，恐其随汗而脱也。然病者命在朝夕，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含药而亡。取得病家同意，余乃为之注射匹罗卡品1毫升。无何，大汗淋漓，由头至足，无处无汗，拭之粘指，腥臭触鼻。约一句钟，汗出如洗，床下闻有滴答声。至是喘声渐微，患者似减轻苦楚，惟疲惫异常，呼之只微声应耳。无何，索便桶，小便亦大利，患者大快。
再察其全身肿势，消去一半，旋即进流动、易消化之食物少许，勿使多食，一夜甚安。次日，余即改以中医治水肿名方——实脾饮（严用和《济生方》方）与服。过五日，已能扶杖行动。余又以匹罗卡品注射0．5毫升，复又出汗，惟不若前两次之多耳。余以其病既退，不能再用猛烈之发汗剂。即以实脾饮为主方，再加重利水之品，十帖而康健如初。由此可见，中西药可以并治以提高疗效。
论湿温治法余归纳薛生白、吴鞠通二家之言，结合个人临床所见，湿温病之主证为：始恶寒，后但热不寒，头痛，身重而疼，舌白或润黄，面色淡黄，汗出，胸中痞闷，不食不饥，口渴不欲饮，午后身热，状若阴虚，脉弦细而濡。中医于湿温之治疗，约分为二门。（一）其学说以湿温为病原，故以解热利湿为主，此为其原因疗法。（二）因湿温之变证多端，险候百出，即因其变证险候而治之，此为其对证疗法。
湿温原发证治法：1．解热利湿法：湿温为湿、温两邪合并为患。温即是热，故薛生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