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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壮虽然是召募的并承担着正规军的任务，但他和正规军依然有别。由于是地方出钱雇募、只能作为守卫出钱地方的力量，而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可东征西戍，远调各地作战，依然不能完全代替过去的卫所军。
因此，募兵制度顺理成章的出现。
募兵始于正统年间。《明史兵志》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嘉靖年间，随着军备废弛，卫所空虚，加之边疆不靖，战争频仍，募兵在南北更加普遍地推行开来。在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七成浙江在指嘉靖末隆庆初有军队三十九总，其中募兵二十七总，占七成。以后增加民壮数，募兵数有所下降，到隆庆四年，下降到四成多一点儿。
北方九镇的募兵没有沿海那么多，但《明史兵志》中讲：宣府镇“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
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由此看来也是很不少的。
募兵和卫所军有明显的区别，募兵不是世袭的，是应募而来，身虽为兵，仍隶民籍，退伍仍为民。由募兵组成的军队，不像卫所军那样是国家经制，不轻易变动，而往往是随着形势扩编或缩编。募兵完全是战斗部队，而不像卫所军那样，有的担负屯田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
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源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
总之，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实行募兵制能否建立一支‘精’锐的部队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
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募后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而到了明朝末年，什么好制度都得崩坏了。募兵制也不例外，此时往往不是将领亲自募兵，募兵为一人，领兵为另一人，募时不加挑选，募后不加训练，逃跑不加追究。
没几年的功夫儿，募兵组成的军队同卫所军一样不能打仗了。
这老褚，乃是这祠头庄土生土长的，在这儿安家也有三四辈儿了。本来他家中也有地，但后来给苏家给兼并了，这老褚也是个游手好闲的‘性’子，不肯跟别人一般做佃户，正巧赶上募兵，便干脆应募了。
也不知道那负责募兵的官儿是不是眼瞎了，就这等干瘦瘪巴的货‘色’都能给选进去。
当初老褚和黄季一起在董策的父亲麾下为兵，那会儿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但也不算是多么过命。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后来董策他爹一死，老褚便是逃了，临跑的时候，还去董家偷了点儿东西，也不知道是卖了还是自己‘私’藏了。
他是董策父亲麾下的兵，跑了便跑了，自然也没人追究，不过黄季可是记着的。
他知道老褚就住在这儿，距离十里铺也不远，但是对当初的事儿，他一直是耿耿于怀，记恨心中。不上‘门’
把老褚揍一顿就算是好的，哪里还会登‘门’拜访？
老褚这人，油滑懒惰，不肯吃苦，不过却不是个‘性’子硬的人，他自知理亏，见了黄季也是有些心虚。不过眼瞅着黄季说话也算和善，手里还提着粮食，顿时心里那股子戒备便散去了，再说了，只要是有吃的，就算是让他卖命他也干了。
管他黄季存着什么心思呢！
黄季这次登‘门’，自然是有缘由的，事实上，这正是出自董策的授意。
就在苏少游父子俩向着怎么着算计董策，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时候，其实董策也在向着如何算计他们。
正所谓勾心斗角，董策和苏以墨父子都明白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道理，不把对方整死，迟早自己要倒霉。是以不约而同的，都打算向对方下手了。
而且两者采用的方式也是惊人的相似。
苏以墨父子打的主意是让士子闹事儿，而董策的打算则是民变！
两者都是闹事儿了，只不过闹事儿的主体，一个是士子读书人，一个是百姓而已。没错儿，董策打的主意便是：煽动百姓，酿成民‘乱’，把事情闹大，把苏家父子架在火上烤，甚至更狠毒的一层若真是民‘乱’起来，苏府能挡得住愤怒的百姓么？再有董策在其中鼓动支持，‘乱’民冲进蓑衣渡，杀光苏府上下，也是非常有可能！而说起来也是巧，正是想睡觉了有人送枕头，董策正着这个盘算，苏家父子便是开始横征暴敛，倒行逆施，荼毒百姓。他们这个粮区内许多百姓，根本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便是离着那人吃人的凄惨境地，怕是也不远了。
第520章 五一九 变数（）
素来国朝老百姓的忍耐力真的是很强，非常强。就算是苏府如此，只要是百姓能够勉强活下去，也是不会起来反抗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没人人介入，没有人挑拨，没有人煽动，甚至有人刻意压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只要是有人略一煽动，就会像是油锅中倒入了水一样，整个锅都会沸腾起来。
到时候会出什么事儿，甚至就连始作俑者，怕是都猜不到的。
论起影响力来，显然是后者更大，毕竟读书人闹事儿，到处都有，大的小的都不少，兴许闹得很大了，会引起朝廷和地方高官的重视，但若是小打小闹的，怕是‘私’下就处置了。而民变则不同，现如今天下不靖，流寇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裹挟流民无数，天下，大明官军追在他们屁股后面疲于奔命。因此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便对这民变就格外的敏感要知道，起义基本上都是因为民变处置不当被‘激’发演变而来的。
至于破坏力，两者更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那些生员们闹事儿，撑死不过就是嚷嚷几句，若是遇到某个落单的，说不得能一拥而上将其殴打一顿。主要动的是口，仰仗的是地方上官员对他们的支持看重，其实他们更多的，只是把声势给早起来，使得对方的名声臭了。而让对方受到进一步的惩罚，则是官府要做的，他们只是起到一个最初推动力的作用。
但民变一旦起来，那可就大不一样。
民变这两个字，包含内容可谓是意味深广，涵盖范围非常广。
几十个百姓闹事儿，砸了某家粮店或者是抄了哪个豪绅的家，这叫民变。几千流民暴民把县城给攻占了，把全县的士绅官员都给杀的一干二净，这也叫民变。像是李自成张献忠那等天下，公开造反的，其实也叫民变。
但不管哪一种民变，反正伴随着的，都是大量的流血，杀戮，焚烧等等！
凶狠残暴。
国朝的老百姓是最温顺，最能忍耐的，但一旦他们被煽动起来，被疯狂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气度的疯狂，凶残。这一点，在历朝历代无数次起义中都得到了印证，说白了，之前忍耐温顺
，不过就是因为自身没有实力，没有势力而已。而一旦城头变幻大王旗，原先被欺负，被欺压的人占了上风，那么便会疯狂的把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施加到之前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头上。
无论是国朝还是其他国家，莫不如是。
新的权力阶层肯定要对老的势力进行清洗。
远的不说，就说一个发生的最近的，而且也不算是太‘激’烈的民变。
这是发生在崇祯六七年间，宜兴的民变事件，谢国桢的《明季奴变考》最早提到此事。实际两者不是一码事，这次豪奴非但不是变‘乱’的主角，却是‘骚’‘乱’民众要打击的直接对象。
宜兴民变起于崇祯六年的正月，首尾大约三个来月。初因乡宦陈一教、徐廷锡两家的豪奴周文、张瑞、张凤等，在南刘、河桥一带收租勒耗，翻债取盈，‘逼’献田地，吞占子‘女’，闹得“人怨鬼怒”。
有人出头，力主对抗。出头的当然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而是在当地也有一点地盘、人气的陈轼、鲁教等人。他们在南刘庄、杨山村发难，倡议成立“禁会”，设誓演戏，大张禁令，严阻豪奴入境收租勒索。周文、张瑞等人试图利用县府“拘票”，带衙役收捕为首的“禁头”。因消息走漏，正月初七，陈轼等先发制人，纵火焚烧马家庄，‘欲’将两豪奴围困烧死于宅中。两奴早已闻风逃逸，马家庄则被付之一炬，同时众民又焚烧了陈宦的南刘庄房。县府初‘欲’调停放软，不料又发生乡居富户周启玄、张襄两家被抢，就将陈轼等人抓捕至县狱。
余众一不做二不休，二月十三日，焚烧陈宦河桥、亳村等庄，发掘陈宦祖坟。十四日烧塘头庄，十八日又烧川埠、蜀山、涧北等处庄房，徐宦竹园庄一所亦被焚毁。一时顽民闻风效尤，乡居地主欧明家被劫掠如洗，吴连庄、张渚镇等地遭烧抢，并由东乡弥漫至西乡，打行为业的一群流氓以借米为名，拥众抢劫市镇乡村富户，所在‘骚’然。邻近的金坛、溧阳、丹徒等地也‘露’“蠢动”之势。
大约在四月左右的时候，民变便是平息下去，只是损失却是极大。
不少乡绅地主都是被杀，房地宅院也被焚烧，财物损失极大。
可以想见，若真是民变起来，苏家怕是直接要被抹去了。
这倒不是董策比苏家更狠更毒辣，只不过是立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