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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还能怎么样呢？”吕汉强痛苦的将这些见闻写到给崇祯皇帝上的奏折上，然后粘贴上邮票，连同同样忧心忡忡的王公公的信函一起，投递到邮局去。“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也仅仅是这些了。”吕汉强长叹一声，看着邮差吆喝着，拉着装满大车的邮递包裹，兴冲冲地的往下一站走去。
赵梓再查了大同账目后，也欣喜的告诉吕汉强，现在这些兄弟都遵守本份，大家都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操劳，因为日子的确改变了，那些原先的驿卒再也不用煎熬挣扎，他们的妻子再也不用去做半掩门，他们的父母也能吃上一顿饱饭了，而由此生发的，是对皇上的无限忠诚，对吕汉强的无限感激。
同样扣除了所有奖赏花销，单单这个大同客栈加酒楼，就可以上缴三千两的银子，同时邮递上也有不菲的收入，这还是北方穷困的地方，想来南方商贸发达之地，收入更加可观，当初吕汉强答应在一个季度里，给崇祯提供五十万两银子，也就是说，商行一个季度赚取八十万银子的目标保证没问题，到那时候，崇祯会宽裕些，股东也能见到他们期盼的红利，大家会对商行这个庞然大物更加有信心。
第256章 恶劣的状况（）
用丝绸抹着桐油制作的帐篷华美但不透气，帐篷里闷热闷热的，但还是坐满了人。眼看着就要进入山西了，吕汉强决定召开一个会议，将自己的所有想法都开诚布公的告诉自己的这些身边人，包括监军王公公。
“现在从商行情报司传来的消息来看，陕西和山西依旧大旱，近期根本就没有下雨的迹象，并且，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吕汉强在大帐的中间慢慢的踱步，脚步沉重而缓慢，眉宇间也没了平日里拿着什么事情都无所谓的神情，这样的表情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压抑，让张子涵痴迷。
“据陕西山西情报司传来的消息，灾荒之后，百姓没有粮食吃，就是******。没有粮食吃，都吃人了。”
张子涵就将小嘴捂上，惊恐的望着吕汉强，而如云却莫名其妙的看着大家，因为在她的小脑袋里，就根本不知道吃人是多么可怕。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吕汉强心情沉重的道。“据说现在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可能还有生的希望，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据说，这时候在有些地方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屋子里传来了子涵的惊呼，如云咬牙切齿的声音。
没有理会两个女孩的表情，吕汉强继续一步一步的走，似乎身后托着一个沉重的大车，正在往高山上攀爬，如此的吃力：“大家知道，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外加地方官比较贪婪，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
“那会怎么样？”王公公战抖着声音下意识的问道。
“怎么办，凉拌。”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因此也没人笑的出来。
“口里无食，却有彪悍的性子，怎么办，那就只能造反，从元年登城王二发一声“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反了去死”之后，现在出现在陕西山西有名的杆子头目就有神一魁、高迎祥，王左桂、王嘉胤、王自用，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不沾泥，等等几十个，而单单神一奎一股就有五万多人马。”说到这里的时候，吕汉强在大家的面前，莫名其妙的突然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时候，吕汉强还没听到这些人里面，有李自成那个打不死的小强的名字。
王公公艰难的咽下一口唾沫，小声的问道：“陕西不是有杨鹤杨总督在主持吗？难道他没有什么建树吗？”
吕汉强就苦笑着拿出一叠刚刚在商行取来的情报，抖着给王公公和在座的看：“杨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的施政方针根本就是错的。”
杨鹤督师三边，对待风起云涌的流寇，他的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安抚，也就是当初他大嘴巴鼓捣出来的林论——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农民，而农民都是善良的。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了，当时还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亲自审问，以便自己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也就说，这几个人其实原先是他的部下。
这让杨鹤很错愕，和惊诧，但错愕的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现在的流寇为什么战斗力开始变强了，感情已经有专业人士加入了组织。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为什么自己的部下会加入农民军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在中国，百姓是最有韧性的，无论你怎么压迫，但凡有口饭吃，或者再低一点，哪怕有半口饭吃不死，是不会有人造反的，这和流传在中国大地上两千年来的儒教道教，还有更厉害的佛教有关，这三教都是劝导人忍耐高压，做个乖绵羊。
但既然选择了造反，那就说，这些百姓已经连做乖绵羊的机会都没有了，王二说的对，与其坐而死，不如抗争而死，怎么都是死，那就搏一把，说不定晚死一会，仅此而已，只此而已。
而这时候，参加造反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或者的反过来。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漫山遍野的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因为东林的施政方针就是大免税，当然不是减免农民的税，而是减免和士大夫，大家族息息相关的商业税收，减免的是士绅大家族手中掌握的大量土地的税赋，朝廷没有钱，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在当时，只有辽东军的十余万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由崇祯东挪西借的发饷银外，剩下的边军，包括京营都没有钱发饷银。
而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更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军饷钱粮，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只能铤而走险，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更不安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不能凉拌，开抢！
第257章 糜烂的山陕（第一更）（）
这时候明朝的边军情况已经窘迫的无以复加，明朝的军制，开初是寓兵于农。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
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
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给饷。所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可是，后来法久弊生，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右和内监占夺。军屯既败坏得有名无实，商屯又由于开中盐法的废弛而破坏无遗，朝廷只有从国家财政中拨给饷银，要就是说，当初老朱自豪的夸口的不费一两银子就养活百万大军的说法算是吹牛了。
万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拖欠军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官吏的克扣，士卒能领到的饷银就很少了。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陡涨的情况下，士兵的生活更陷于绝境。
就拿陕西巡抚胡庭延统计的数字来说，当时临巩边军饷缺至五，六年，总数达到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钱粮二年、三年不等；固镇等地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就没发过饷银，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个士兵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典当点衣衫家具啊，但后来实在没什么典当的了，就将吃饭的家伙刀枪弓箭典当出去了，到后来不得不鬻子出妻；乃至沿街乞食。
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当兵的都到了这个份上，那谁还剿匪？既然都要饿死了，他们就开始发挥他们的老本行，他们的专业——武力了，于是才有了杨鹤看到他的部下就在流寇咯，而且当杨鹤问他忠君爱国的思想哪里去了的时候，那几个士兵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梗着脖子回答：“你给我军饷，不要多了，一天两顿稀粥，我立马回军营。”结果杨鹤给不了，因为他没钱。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