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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鄙卑更甚，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谷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惟才是举，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给钱徽写了条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宫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到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人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人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惟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乱挥。
元稹的马早已被士元的人牵走，元稹是进退不得，只好在驿站中四处避让。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吓得元稹魂飞魄散方才罢休。
四
元稹狼狈赶到长安，不少朝官们都感到是奇耻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连上了数表，为元稹无端受辱鸣不平。连跟宦官关系不错、其时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摆出旧例认为这是刘士元做得不对。但宪宗在两人之间，肯定是选择偏袒宦官这一方，还是借他故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又先后调他到通州、虢州任职。
元稹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让他大大转变了。元稹家境贫寒，完全是靠奋发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这次教训让他“如梦初醒”，感觉到凭着他以往的那种年少轻狂对自己的仕途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职，为了达到进入台阁，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开始结交曾给他以羞辱的宦官。
第一个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监军崔潭峻，第二个是人京后认识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简。有一段时间，元稹经常轻车简仆，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以事相请。结交宦官的效果出奇得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诘”。所谓知制诰，就是有资格参与诏书的草拟，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学士、禁外的中书舍人以外，一些官员也可以本官带“知制诰”。不久元稹又被召人翰林，任中书舍人，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的几位宰相中，萧俛从来不喜欢超格任人，对元稹本来又无好感，因而很讨厌他的冒进。只有段文昌对他不错，还专门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转托宦官的事，对元稹之辈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满。中书舍人武儒衡就当面给过他们难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诰官员的会食上，众人正在吃饭，正好有不少苍蝇飞来，儒衡以扇挥之，口道“哪里来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这里？”众人听罢脸色都变了。
元稹此际也是主张罢兵的，他的不少诗歌反映了这个观点，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简的建议下，终于在河北战事结束后用他为相。裴度照理是与元稹共过患难的人，但见元稹附和宫中主张而阻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十分气愤，三次上表反对启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简都降了职，两人由此产生了重大矛盾。
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在对河北的战事以失败告终之后，朝中派系分野已经日趋复杂，离合变化层出不穷。朝官们好使意气，囿于私见，不能开诚布公，攻讦又日益严重，自然也就给另外一种势力以可乘之机。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终于得以人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开始闹大。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请昭雪王庭凑，并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皇上同意，下诏命裴度为东都留守。制诰一出，遭到不少反对，穆宗便命裴度先来长安再说。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请皇上下令杀掉一个在昭义镇恃恩娇纵的监军、宦官刘承偕。此举虽然没被皇上答应，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还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节度使。这一下朝中议论纷起，都说在此关头，有将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为相，与元稹共同主事。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两人倒是暂时得到了妥协，但政治分野绝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恶，可还有与他二人都有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