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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裴两人倒是暂时得到了妥协，但政治分野绝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恶，可还有与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时，宦官势力既然掺合了进来，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事情麻烦了。
前宰相李逢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他可没有闲着。
逢吉颇和早年的杨炎类似，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著的心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挤出朝廷后，一直都耿耿于怀，几年之间，心里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机，但身在外任，无可奈何，一切都必须回到长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对他建议：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认识一个奇人，名唤郑注，此人虽以医术闻，然有经略之才。早年在李营中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为其所知，今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郑注交结与彼，事无不成。”
逢吉纳其言，请郑注达意与王守澄，守澄正恶裴度不亲己辈，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人京为兵部侍郎。逢吉一人京，真的就来了机会。
在被朝廷昭雪之后，王庭凑依然将朝廷任命的深、冀节度使牛元翼围困在深州，时间已将近四个月之久，很使朝廷难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决问题。有一位将门之后于方欲立大功，设想了一条奇策，秘密求见宰相元稹。
于方道：“有两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赵间行走，与贼党很熟，可于敌营中行反间计而解牛元翼之围。”
元稹大感兴趣，赶紧问他如何安排，于方一笑，说道：
“本人愿以自己家财资其出行，并可贿赂吏部官员，弄出二十通告身文书，供其见机使用。事出机密，故而不得不变通行事，还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对官员的委任状。
此事本意虽佳，但不通过朝廷擅自主张，又贿赂朝廷命官，实属于违乱法纪之举。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讥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树，心想此计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点风声。
逢吉其实并不清楚事情实质，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将有机密之举。但对他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来了位叫李赏的人，说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诡，就请他在前厅明说。
“和王府中的属官于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赏先问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于頔之后。”
“正是这位于方，欲为某侍郎结刺客击杀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挂“同平章事”衔行宰相之权的，李赏的话很明显。裴度一听，心想这从何说起？！元稹再与自己有隙，也断不至于如此，这个李赏的用意太恶毒了。但裴度的气度自非寻常，在未了解来龙去脉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忍而未发，只是淡淡一笑：“言尽于此，谢君厚意。送客！”
几天过去。裴、元二人一如寻常。李赏便又一次出现，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军营。此际的左军中尉已是马进潭，是当年与王守澄辅弼穆宗入继大统的功臣之一，现在和梁守谦一左一右，并驾齐驱。在宦官中间，此人和元稹的关系最不怎么样。
神策左军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约刺裴度。”宰辅之间，竟有谋杀之事，皇上平日再怎么散漫，闻奏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命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会同御史台严审此案。
一鞫于方，“约客刺杀”之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逢吉岂能轻放，穷追不舍之下，元稹擅作主张用反间计的事情就包不住了，于方如实供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宰相的不当之事，枢密使王守澄与李逢吉更坚持说裴度知而不报，也应当一并处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诏罢二人相职，并贬元稹为同州刺史。
谏官们有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与于方擅为私谋，却责之太轻。皇上没有完全听从，只是缓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仆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带的另外一项职衔。六月初五这一天同时还发布了另一项诏命：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达到了。对宫中的宦官而言，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了。
李逢吉是陇西望族出身，登进士、入幕府，赴朝为清望官，出使南诏、塞外，仕途相当顺利。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和另外一人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得以被当时的太子穆宗所识，这对他来说，更是有关他后半生的一个关键。两年后改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首次入相。
凡是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却极易受到伤害。在突来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就会转化成一种偏激，他们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他们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李逢吉就是一个典型。逢吉第一次入相要比裴度晚大半年左右，两人只共事了七个月，裴度因不满于他对淮西之役的种种沮阻，通过宪宗将他请出朝外，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恩怨就这样结下了，而且不可调解。
逢吉有两个优势，一是于当今皇上有侍读之恩；二是他有一位极富谋略的侄子李仲言。李仲言也是进士出身，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逢吉正是通过他以及他的好友郑注，才和宫中近臣达成了利益上的共识，不仅顺利回京，而且排挤了裴、元，出任宰相。仲言尤能交结豪士，为逢吉培植羽翼，出力甚多。
宫中方面，第一是王守澄，其次是左右中尉马进潭、梁守谦，还有内侍内使魏弘简、刘弘规等人都至少与逢吉在一点上是见解一致的，亦即对裴度的态度上。对于一个新兴的阶层比如宦官而言，任何一位不肯屈从的老家伙都不会受欢迎。裴度功高勋著，刚直不阿，对宦官极端不利是很明显的，所以也不会例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六月，李逢吉入相前后，朝中的人事有很大变动，宰相中除了挂衔者外，王播已于上个月赴淮南；杜元颖虽然留任，去职也是早晚的事；白居易再次被贬出京为杭州刺史。几位杰出的大臣中，韦处厚为中书舍人，李绅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韩愈为兵部侍郎，李德裕为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未来的斗争必然就降临到他们身上。
本年下半年来，地方上情形不妙，徐州、汴州相继为乱。从六月到九月，各地兵兴未已。到了十一月，皇上因在打猎时受了惊吓，居然得了风病卧床不起，长安城中谣言四起。
起因是皇上尚未立储。朝官们都很紧张，一旦出事而国无储君，势必天下大乱，这事非同小可。皇上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得的病，此后数天不闻起居，宰相们屡请入见，未被枢密院答复。大家遂请德高望重的裴度出面，上疏请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朝臣。
宫中的宦官也很不安，穆宗确实病得很厉害，而外间的议论更是对着他们来的，有一种说法竟直指王守澄和梁守谦，说他们有废立之谋，事态已变得很严重，神策两军奉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十二月初五，在守澄的安排下，皇上终于在紫辰殿接见宰臣。这一天宫中的戒备特别森严，皇上身边的护卫一律换成宫中内侍，天子坐在床榻上，面对着臣下的请求，也只有微微颔首而已。幸运的是，十二月初七宣布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之后，皇上的病也渐渐好转了。新年的正月，为了嘉奖神策军在这次风波中的绥靖贡献，特别有诏赏赐两军中尉以下的官兵。这已经到了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穆宗的第四个年头。
本朝宰相既实行政事堂集体领导制，自玄宗开元年间以后，人数已渐少，但除去荣衔以外，一般也有三到四人。目前当朝宰相只有李逢吉、杜元颖两人，新年伊始，补充相选已是当务之急。其实早在去年，朝中已经有两位大臣有入相之望。
一位是李德裕。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吉甫的儿子，早岁好学有志，不乐仕进，元和初还因父秉国钓，避嫌不仕台省之官。先被张弘靖辟为幕僚，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去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德裕颇有雄才大略，很为穆宗赏识。
另一位是当年与李宗闵在考策中公开指责朝政而名重一时的牛僧孺。进士出身，入仕后因在那次对策中得罪了宫中，一直未得升调。穆宗即位，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僧孺为官清正，亦向有声名，特别是他拒绝了宣武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而被穆宗知道后，恩遇渐隆。
照理，李德裕资望较深，又为穆宗信任，出任宰相是大有希望的。但不幸的是，他是李吉甫的后代，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给他的后半生增添了无数波澜。
李逢吉第一个就不能答应。他无法忘记元和年间因息兵之议而被罢相的旧事，所以他最恨裴度，连带也恼恨主张强硬的李吉甫，更妒忌这些靠门荫入仕的功臣之后。按照逢吉的观点，正是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给国家造就了动荡的现实。李德裕在翰林院与李绅、元稹情款意洽，也是逢吉必须将其摒除的动机。逢吉是个想到就做的人，他既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又锐意于行动，当他在去年九月将德裕排挤出朝任浙西观察使时，朝中已经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来讲，这里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述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试中去，当时赞赏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韦贯之。就是与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