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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来讲，这里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述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试中去，当时赞赏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韦贯之。就是与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前后反对淮西用兵的同志。他对那次事件的态度与朝中不少人一样，都认为是李吉甫的不是，所以对牛僧孺，逢吉的那种亲近感几乎就是天生的了。
牛僧孺自然而然地在逢吉的引举下入相，时间是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的三月初七。这一天也许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的那次策试包括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贡举风波到现在，历经十四年的工夫，本朝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误会最终形成了，这个误会所带来的广阔而深远的后果，不久就将爆发。
皇上的病虽有了些好转，但仍未痊愈。
天子有疾，历来都是权幸者得志的最佳时机，在这种当口，谁最有权，谁就拥有发言权。枢密使王守澄当仁不让。
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发现，有一个身材矮小，眼睑厚重而下垂、目不能上视的人日夜出入于守澄的官邸。据说，此人就是郑注，是位怀揣密术的奇人，既为枢密使所亲重，也甚为皇上所厚遇。只要求他，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为此，他在城中的那座大宅，天天都是车马满门的。
工部尚书郑权就是一例。此公好色，蓄了众多的姬妾，可工部本非肥缺，单靠他那点俸禄自是养不起。郑权思忖，只有外放富庶地方，才能多捞一些。为了养家，郑权也顾不得什么了，便请郑注通融于王守澄。果然无多久，郑权就被委以岭南节度使。人们好笑之余，也不禁痛恨起宰臣误国来。
其实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颖、牛僧孺三个人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守澄一个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轮流秉笔执事的规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时只有逢吉一人当值，竟成了常务首席。二人相结，权势膨胀，做了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朝中重臣也无一人敢持异议。裴度终于未能在长安呆下去，已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宰相衔都没有挂。
只有翰林学士李绅不买他们的账。李绅是个有才能的清明之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时，号称“三俊”。翰林学士算是内官，常受天子承顾，若得信任，其职权也就类似于枢密，并不亚于禁外的宰相。早先的陆贽号称“内相”，就是这个道理。穆宗此时就常常将逢吉的拟状征求李绅的意见，李绅的反对意见占了多数。
逢吉气在心里。但李绅身在禁署任职，又为皇上所信，一时也不太好办，最好是先把他弄出天子身边才好。这时，又是李仲言，给逢吉出了一计。
当时朝中有两个人耿直是出了名的，一是李绅，还有一个是韩愈，也就是当年裴度征讨吴元济时的部下、《平淮西碑》的作者。韩愈道德文章世所公认，尤敢于死谏，曾为宪宗贪长生而冒死上《谏迎佛骨表》，差点丢了脑袋。韩愈自穆宗即位以来先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是个有望之臣。李仲言的意思，此间大可利用。
一日，皇上御延英殿召对宰相。这是本朝“常朝”之外，天子与宰相面议政事的制度，天子有事商量或宰臣有事敷奏，即可举行，并不定期。
在这天的延英召对中，逢吉奏了一事：“眼下御史中丞位缺，李绅清正，可任此职。”
李绅时任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出任御史中丞倒也不算降格。他心中大感困惑，不知逢吉出于何意。
皇上照理是舍不得李绅卸去翰林学士的，但转而一想，御史台乃天子耳目，确也是个重地，再说御史中丞官品等同于李绅现任的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都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后赴阙听对的“次对官”，也就同意了。
逢吉暗喜，进而又奏请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作为首都行政长官，其规格亦同于省官，上任之时按旧例是要到御史台谒见，谓之“台参”，但韩愈又兼了“御史大夫”，情形就有不同。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台长官本就是御史大夫，后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乱后官不常设，御史中丞才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宪台之长。此次韩愈既带了“御史大夫”之衔，所以宰相在任命时特别加了一条：免去台参。这下事情来了。
李绅刚直，如何能依！他特地移文韩愈，颇有点责怪他不知事体的意思。
韩愈这个人本就倔强，见状不服，与李绅公文往来，言辞上就更为不逊。此事渐渐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机会来了，逢吉抓住借口，立刻奏明皇上：李、韩二人严重不协，有违朝纪，请予以罢职处理。
穆宗对李绅一直是心存爱意，心想李绅既不宜在朝，就改放外任吧。十月，在贬韩愈为兵部侍郎的同时，以李绅为江西观察使。皇上还特地派了个宦官去安慰他。
李绅到此算是完全明白了，一腔委屈无处发泄，便对来人大哭，说自己实为李逢吉所排挤，“微臣恋阙效忠之心未已，恳请中使禀奏圣上！”
穆宗知道后有些省悟，他也晓得朝中大臣之间一直互有攻讦，心里对逢吉的不能容人很不高兴。便改任李绅为户部侍郎，仍留在朝中。这个结果不要说李逢吉，就连王守澄等宦官也觉得不能满意。但皇上做主，暂时还只能表示接受。
可未过多久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皇上在服食金丹的不良作用下，旧疾复发，不幸驾崩，年仅三十岁。穆宗皇帝尽管在即位之初就把那位坑害过其父的江湖术士柳泌砍了头，但却不意味着他不相信长生药。实质上，年方盛年的穆宗贪念长生比之其父也未必少让，对长生仙丹，他只是不相信效果不佳的一种而换服另一种罢了。还好，皇上的暴崩未引起突变，但却有宦官跑到太后那里游说，劝她以母后的身份称制，结果被骂了出来。太子太年轻了，只有十六岁，难怪有些人要如此热情地为国是奔走了。同月，韩愈也死在了兵部侍郎的任上。
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即位，史称敬宗。
李逢吉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眼下他更担心的是新君会不会重新启用李绅。至此，逢吉那种妒贤嫉能的奸险品性已完全暴露无遗，他不允许逆己者阻挡他满足独秉国钓的欲望，他既要排挤反对者，也不容许被排挤者报复，这是心胸狭窄、私欲过重之人的通病。逢吉丝毫也不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有王守澄和他站在一起，这也许就意味着天子以及整个帝国都在他们的手中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世上若是没有了叛变投靠和反戈一击的人，阴谋也就不会存在了。李绅有个亲戚叫李虞，算起来是他的族子，相当于远房侄子，以文学知名，自称无意于仕进，隐居在华阳县。有次来长安看李绅，与其叔父李耆以及前进士程昔范都投在李绅的门下，相与过从，亦颇投机。未几，李耆拜左拾遗，回到华阳的李虞有点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引荐引荐一下自己。
不料带信的人把此函误投给了李绅。李绅一见好笑，心想我这个侄子不是不乐仕进的吗？如何进退之心反复无常若此？倒要劝劝他。顺手就写了封回书，言辞中真是把李虞讥诮了一下。
李虞看到李绅的信闹了个大大的红脸，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觉得李绅太不给面子。由怨生恨，李虞咬牙切齿：“不报此辱，誓不为人！”
李虞立即上京去见李逢吉，把以前李绅与他私下的谈论，特别是有关中伤逢吉的话，诸如逢吉如何奸邪，如何附和宦官等等，再加上自己的添油加醋，一古脑全说了出来。逢吉听罢，气了个半死，更恨极了李绅，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彻底打倒，绝不能让对方借着新君御极的机会东山再起。
具体的计划用不着逢吉自己操心，李仲言已为他招致了不少人，正日夜计议着如何抓到李绅的把柄。
五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暴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