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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
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
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
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
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
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在独当大局
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
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
在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
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个严
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
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醒悟。
复仇：第一次斗争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刘晏取其俭朴寡
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不过，他也过分的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
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
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任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
得他无法推托。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
“你也来审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
进行。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审讯推问都是由皇
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
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除以极刑。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表示出了他的法制观念，认为罪
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另一位元党的
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
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
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杨炎的翻身就不一定如此迅速；但杨炎毕竟又
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潇洒的外表，雍容的气度以及富于词章的文学才能，使得他在朝中颇有声名。代宗时期，负责
起草皇帝诏书的主要就是杨炎与常衮，两人各有所长，被认为是自开元以来少有的大家。不过，机会来得确实有些偶然，
起因是崔祐甫既取常衮而代之，一切政事免不了矫枉过正，他入相后一改旧则，凡是荐延推举者一概接纳，不及一年，
经他委任除授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杨炎也是其中之一。
诏旨一下，长安城中反响很大。人们想起风姿绰约、博学多才的美髯公杨炎，都觉得是个宰相的佳选。
两载沉沦，一朝翻身，事情来得突然，连杨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阴一阳之谓道，否泰两端往往是互为因果的，
是祸是福，本难预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八月初七下诏征还，大约一个多月后杨炎即由道州抵达京师长安。这
时距代宗死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
恰巧此际有一件大事发生。
南方的南诏国国王合罗风病故，其孙异弁寻即位，竟与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犯，其中锋芒最劲的一路目标直指
京畿的后方四川。当时蜀地的封疆大吏崔宁正应诏在京，留守的将帅不能有效地御敌，被连陷数州，形势变得非常紧迫。
皇上忧虑万分，仓猝之间不知所措，便口宣崔宁觐见。
“贤卿，眼下蜀中形势危急，朕命你返回本镇组织防御，你意下如何？”
国家发生外来侵略，正是拥兵大将重获军权称霸一方的最佳机会，崔宁当然乐得奉命。
“臣遵旨。”崔宁毫不犹豫。
这一天，崔宁已赴阙辞别即将就道，这时宰相杨炎表现出了他新官上任的热情和超人的智谋，急急上奏皇上以为不
可。
蜀地又称巴蜀，来源于公元前316 年秦置巴、蜀两郡。自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
“天府之国”。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遂有“四川”之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
系统。对中央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
央政府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区又多多少少呈现着割
据的状态。就本朝而言，远的不论，从玄宗后期开始到现在，四川不听中央号令也将近二十几年了，虽然在安史之乱时
作为反击的据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近来王令不行，贡赋不入都是客观的事实。
杨炎表奏的论点是：中央失蜀已非一日，崔宁虽已来朝，但留守者皆其部属，实与无蜀相同；此次派遣崔氏回镇，
目的无非是冀其御寇立功，若其有功，则从道义上就更不可能夺其藩镇之权。所以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
德宗对前几朝种下的藩镇祸根，是大有体会的。杨炎的奏议，正说到自己的心里。但外敌邻近，又岂能因为中央与
地方的暧昧关系而不计胜败，丧失帝国的利益？皇上也有点犹豫。
杨炎胸有成竹：不妨仍留崔宁在京，命范阳节度使朱泚领范阳兵数千合同中央禁军出击，何忧不克！奏捷后留驻蜀
中，蜀兵必不敢动，然后再将该地军政大权授以可信之帅，可使得千里沃土重归国有。这条计策融会了政治家的策略、
战略家的眼光、阴谋家的手腕，德宗也不得不拍案叫绝。
事情就这样定了。后来的情形正像杨炎策划的那样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崔宁被迫留在了京城，由李晟指挥的中央禁
军四千人会同邠宁、陇右二镇军队五千人，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一直打到大渡河边。无疑，杨炎在德宗这里获得了比
西南战场的胜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取得了皇上的信任，十二月份的另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杨炎建议恢复旧制，把
国库的管理权从宦官那里收回到户部的左藏司，德宗立即予以采纳。杨炎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博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
杨炎大为得意，他毫不怀疑，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宗皇帝同样也是满怀信心。半年以来的种种经历增加了他御临天下的经验，新君所带来的崭新形象和初步的改革
都获得了认可。大唐天子的声威不仅威慑河北诸镇，更是播及夷狄。先帝的山陵已经告竣，求贤诏也已颁布，所有这一
切都使得天子斗志昂扬。尽管这种斗志隐含着不少轻躁急功的成分，但眼下的局面还丝毫没有让人产生这种担心。新一
代天子的不同之处，现在似乎已经稍露端倪：他确实正准备要干一番大事，并且希望着一夜之间取得成功。
在踌躇满志中，一元又始。
按照惯例，新君即位，翌年元旦都要更改年号，德宗在新年改元“建中”，群臣也照例给新帝上尊号，这一次拟定
的是“圣神文武皇帝”。时为公历纪年的780 年。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由杨炎完成的，就是新税制“两税法”的颁布，这同时也给四五年来帝国政治中最重要的财
政改革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然而，“两税法”并非是杨炎的创造，而是财政改革的必然，刘晏等人就为此做过不少的
尝试。但杨炎毕竟完成了这一突破，两税法也由此成为后来一千多年税制的不二法则。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宰相的杨
炎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有所建树，否则是不可能在朝政中独当一面的。其时崔祐甫已经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