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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文宗在反复多次后虽然放弃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观上还是严重加深了朝问的派系分野，使他们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扩大。
所以，没有了天子，也许就没有了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还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还有宦官。
在这几十年里，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视，从文宗开始，他们的权威和势力甚至超过了天子。如果说天子对派系斗争只是下意识地起了一种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宦官则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操纵两派的进退，以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似乎已经不必解释，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宗皇帝那一个无奈时期的种种现象，便立即会恍然大悟，只是心里不敢说出来而已。即使李宗闵、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一本账！
现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两派与宦官这个第四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宗闵和某些宦官中关系密切。
这些宦官就是文宗时的左右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王践言的前任崔潭峻。这四个人是王守澄的死对头。
宗闵是通过杨承和才和他们搭上关系的。当初他为了走杨承和这条路子，还颇花费了一些脑筋。皇天不负苦心人，宗闵托了驸马沈■、女官宋若宪，终于联系上了杨承和，为他入相铺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当时的枢密使，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公尽管与元稹关系最好，但对宗闵也不薄。
当然，宗闵与郑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浅，不过没有与杨承和那样亲密，所以当郑注不需要他的时候，便借口他与李德裕闹党争而将他一脚踢开。
牛僧孺虽与宦官在若即若离之间，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种程度上依恃李宗闵，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对宦官表露出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闵没有质的不同。然而总的来说，僧孺与宦官的关系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枢密使的王践言十分讨厌僧孺。原因无他，这位王践言做过西川监军，与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维州事件”的当事人，赞同德裕的主张。他于该年的十一月份回宫任职时，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过对宰相牛僧孺的不满。
僧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两次告退，自动要求解职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祸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罢相出朝，任淮南节度使后一直不愿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东都洛阳过了好几年，直到李宗闵入相后把他召回朝中为止。
李德裕与宦官是什么关系，说起来很复杂。作为坚持传统礼法的世家子弟，他当然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他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和宦官却很少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他几次出外任节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员中，就属他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关系处理的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时，监军是王践言，前两年在淮南时，监军是杨钦义，这两人后来都还宫入知枢密。德裕回朝后，与之也没有发生矛盾，所以政事处理上便很少得到来自枢密院的阻碍。
原因是德裕这个人绝无势利之心，做事讲究个“礼”、“信”二字，假如别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从来也都是以诚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时，监军杨钦义接到诏令回宫，看样子必是入知枢密。可德裕听说后，除了按礼节略示祝贺外，没有表示出什么特别之处。
到了临别之日，杨钦义突然接到德裕的请柬，邀致府第一饮。
钦义如期前往，来到府中，见德裕在中堂设宴，席无余宾，就他与自己两人，席旁有好几个床榻，上面堆满了珠宝古玩图书画册等物，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德裕视若罔闻，只是频频催酒，与钦义依依话别，直到席终，德裕方才指着那些床榻道：
“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西充数，不成敬意！”
钦义大喜之余，更觉得德裕全无趋炎附贵之态，是个可交之人。
不料杨钦义走到汴州，又接到诏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监军。钦义空欢喜一场，只得再回扬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应该白拿德裕的礼物，便把德裕所赠，原样送还。
德裕一见，笑道：“将军把德裕看成什么人了！这些东西值不了什么，平常礼物而已，将军又何必相拒？”
钦义很受感动。
但德裕与王守澄、郑注乃至李训却是势同水火。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宗闵、僧孺一样容忍他们的擅权专政。矛盾爆发过好几次，最厉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后的那两年，因而郑注、李训便通过王守澄调回李宗闵，借宗闵之力将他弄出京外。在那个时候，王守澄无疑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方，操纵权全在他的手里。谁进谁退，全在他唾手之间，所以李训、郑注才有可能乘机借刀杀人。
说起来，宗冈、僧孺与德裕闹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次，最后两边一起被贬出朝外更是绝无仅有的。这完全与宫中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互相对应。不过，他们却因祸得福，在“甘露之变”时正好都不在长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开成时期，天子已完全成为傀儡，仇士良是惟一说了算的人。起初，朝中先后任宰相的是德裕一边的李石、郑覃、陈夷行、李固言，四人与仇士良进行了对抗，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安在巨变后总算恢复了正常。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盗贼的袭击，幸亏他跑得快，强盗只是砍断了马尾。没有伤到他的要害。出事后京城大恐，捕盗数日而不获。最后传出消息，这是仇士良派人干的事，整个朝廷霎时缄默。
李石晓得仇士良不会放过自己，没奈何，只得请求辞职。十九日，李石带衔出任荆南节度使，宗闵的同党杨嗣复、李珏入相。杨、李正月执政，二月，就秘密地托了几位宦官，请他们在宫里帮一些忙。于是皇上在初七这一天的紫辰殿召对宰相时，郑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对宰相们道：“李宗闵在外面也有好几年了，可否考虑量移？”宗闵此时被贬为衡州司马。
郑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怜其身处荒远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断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陛下若用宗闵，臣请先退！”
陈夷行也道：“宗闵结党图私，死罪尚轻。朋党奸险能倾覆朝廷，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当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么‘八关十六子’就是证明。”
李珏反驳：“那是李逢吉之罪，与宗闵何干？”
陈夷行转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数十个小人？！”
杨嗣复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闵、德裕皆得罪，两年之间德裕量移为淮南节度使，而宗闵尚在贬所。凡事不能只徇私情，总要端平一碗水吧？！”
文宗想要折中，便道“这样吧，给他个州刺史”。
郑覃不让：“刺史太优，顶多授个洪州司马。”
陈夷行加重语气，又提出一个理由道：“李宗闵养成郑注，为患几覆朝廷，这个巨祸还不轻？！”
杨嗣复不愧是老奸巨滑：“早先，陛下想授郑注官职，宗闵曾反对过，陛下想是记得这事的。”他想借皇上来反击陈夷行的话。
郑覃立即道：“陛下，嗣复这是党庇宗闵！臣看宗闵这个人，其奸邪甚于李林甫。”李林甫是玄宗时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变”的空前浩劫，是公认的奸人。郑覃拿他来和宗闵相提并论，话说得是很不客气的。”
“郑覃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杨嗣复不能容许郑覃说他和宗闵同党，马上找理由反驳：“陛下惩恶扬善，进退之理在于一个‘均’字，非臣所能党护得了的。昨日殷侑与韩益二人奏事，臣因为韩益前年曾犯过贪赃之事，所以未允，他郑覃还对臣说什么‘过去之事何必再提’之类，如此看来，是谁在党庇？！”
双方各执一辞，争得不可开交。但最终宗闵还是得到了量移，起为杭州刺史。这无疑是宦官的力量最后起了作用。过了一年，郑覃、陈夷行也被罢相，杨、李得以主持朝务，宗闵、僧孺遂一步步得到提升，大有东山再起的势头。可就在这时，杨嗣复、李珏却犯了错误。
他们站错了立场。文宗去世后，两人竟与枢密使一起要立太子陈王，而仇士良却要立武宗，最后是仇士良获得了胜利。武宗成为天子，怎么还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不用多说，这下子东山再起的一定是李德裕了。不过，他这一次命运的转机仍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五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驾崩，武宗即位。
五月，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八月，葬故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同时，宰相李珏罢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贬为郴州司马。
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后，新帝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