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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亲，有敏中作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四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坟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就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的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御的情况出现。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到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