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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凤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入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
张濬何人？此公当年曾在克用手下做事，好空谈、不务实，克用一贯就看不起他。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张濬入相，克用对人道：“他日交乱天下，必是此人。”话传到张濬耳里，他便将克用恨之入骨。此番借机生事，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张濬的另外一个动机是要排挤杨复恭，因为他最初是依靠复恭爬上高位的，可当复恭被田令孜挤压失势后，他又转投令孜。复恭再度得势，张濬就难以自处了。想要得宠就务得立功，所以他才要一味主战。这后一层原因，恐怕也最合天子心意，因为昭宗一即位就感到了，宦官尤其是杨复恭，是自己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大障碍。
这个事端的后果自不待言，一年不到，张濬领导的兵马被克用打得大败，而杨复恭不愿坐以待毙，又在后方叛乱，结果导致畿辅三镇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乘机胁迫朝廷，帝国的威信再次扫地殆尽。
三镇是凤翔、邠宁和华州。三大强藩地处畿辅，临近长安，弄得不好，就会造成当年玄宗、德宗乃至僖宗鸾驾播迁的后果。果不其然，景福昭宗的第三个年号元年（公元892年），李茂贞以求官不遂，进逼长安，迫使昭宗杀掉了力主对他开战的宰相杜让能，又逼皇上杀掉了身边的三个大宦官，使天子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茂贞纠结王行瑜、韩建再入京城，又杀宰相李谿、韦昭度，进而谋废天子，猖狂到了极点。可怜英明过于其兄僖宗的昭宗皇帝，还是不免狼狈出逃。
这时朱全忠仍在忙于河南、淮南的作战，无暇北图。又是李克用出头，遣兵三千急赴皇驾所在地石门关，同时发兵击败了王行瑜，又给凤翔李茂贞以强大压力，逼使他暂表归顺，终于又为王室立了一大功。但好景不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李茂贞、韩建又叛，再入长安。这一次更为厉害，茂贞烧宫室、毁市肆，韩建则解散禁军、遍杀诸王，甚至还派兵包围了昭宗在华州的行宫，胁迫昭宗达两年之久。此时就连李克用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朱全忠已经不甘寂寞，参与到这场大纷乱里。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六月至十月，全忠在魏州一带数次攻击李克用，声势日见其盛；一年后又举兵东进，最后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滑、郑、濮等州五镇之地尽归全忠。只是他的老对手，时为宣歙观察使的杨行密，力保江、淮之地，没被全忠收归。尽管如此，全忠已逐步兼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的全忠再也不比当年，他手上有强兵数万、土地千里，业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和强大的李克用相颉颃。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也开始走第二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及关东诸侯表请迁都洛阳，给关中的悖逆之辈以极大的震慑。
在此情形下，李茂贞、韩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起来，太原李克用既不能一日除之，而汴梁的朱全忠又虎视眈眈，他们不愿两面树敌，于是便寻求妥协。这年十月，茂贞上表请罪，请献钱十五万缗，助修宫室，而韩建亦致书克用愿意修好，乾宁五年（公元898年）正月，李、韩二人在洛阳朱全忠一连串的压力下，不得不急修宫殿，奉昭宗还驾长安。八月，昭宗回京，改元“光化”。这时，朱全忠会同魏博镇罗绍威，与太原李克用、幽州刘仁恭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