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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马寨的“能人”元叔就专门论证过，辈分太高了，就失去了论辈分的实际意义，你想，祖祖辈辈的人都把上苍称呼为“老天爷”，没有人说这是乱了辈分的。等杜小宝长大后，听着孩子们也像他当年一样大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忽然想起元叔的话，才突然醒悟，“七太爷”、“老天爷”和“雷锋叔叔”都不过是一种符号式的称呼，元叔当年的分析虽然浅显却很有道理。
七太爷的突然失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秋冬之交的一天。
这一天其实稀松平常。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所有制的形式是公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基础的这个“队”指的是生产小队。我们马寨是一个大村子，成立了一个生产大队，下边设了八个生产小队。生产队是一种慢慢腾腾的社会机器，农活是常年干不完的。八队的“狼”叔经常“咬槽”说，当干部的都是他妈的想事虫，天天给你找活干，天天让你没饭吃，都是干部领一群社员熬时间，磨洋工，混工分。
这一天已经是青霜白露的天气，八队的社员照样起个大早，到地里干活。这天早上，全队社员都去了西岭沟一块大一点的棉花地，女人们不停地哈着冻得通红的手，采摘最后一茬半开不开的棉花。男人们用结满老膙的手，奋力地薅棉花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说着笑着，打着闹着，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腾茬子，清理成白地，可以播种小麦。都到了九点多了，太阳升得好高，社员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队长贵亭叔才让放工。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吃早饭。
小宝奶奶的拿手饭不过是蒸红薯、熬玉米糁和青辣椒调萝卜丝。这年月，家家户户都吃这样的饭食。当全家每个人都手捧着一大碗饭，在院子里吸吸溜溜地吃着、喝着的时候，小宝奶奶发现七太爷还没有回来，小宝爷爷就叫小宝去牛屋里喊七太爷回来吃饭。
小宝很不情愿地撅着嘴，一蹦一跳地跑到村西头的生产队里的牛屋院，没有到院子里就大喊：“太爷，太爷，快回家吃饭哩。”要在往常，七太爷一定眉开眼笑地从牛屋里走出来，颤巍巍地揽一下小宝，然后一老一少牵着手，迎着柔和慈祥的阳光，踏着山村坎坷不平的道路，回家里吃饭。这个情景，如果让北京的民俗学家或者画家们看到了，一定会抒发出不少感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伦之乐，或者挥毫泼墨，画一幅恬静优美的山乡风俗画。可是今天，等小宝推开了七太爷住的屋子，几犋耕牛打着响喷嚏，咕嘟咕嘟地倒沫（反刍），却没有看到七太爷的影子。小宝虽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只要跑到了这个屋里，就算已经完成了任务，回去给爷爷交了差。奶奶嘟囔着：“这老东西，还是这么不着调儿，到现在不回来吃饭，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爷爷喝了奶奶一声：“哈，胡说些啥？给他留下点饭就行了。”
就这样，一家人都没有在意，吃罢早饭，听到队长贵亭叔敲了破牛车轱辘，这个吊在椿树上的简易的上工钟，都抄起农具，懒洋洋地上工去了，谁也没有继续追究七太爷究竟去了哪里。
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回家吃饭，一家人就有些心慌。爷爷和爹爹都去了牛屋院，在七太爷睡觉的草池子里，乱蓬蓬的麦草上，一条破棉絮被褥还在，这老头只穿了一身衣服，带上他的红宝书包和烟袋走了。究竟去了哪里，小宝父亲问其他几个牛把，谁也说不清楚，爷爷就说：“哈，别管他，跑得饿了就回来了。”
虽然这事儿在马寨村里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和震动，但七太爷确实是突然失踪了。
常言说，孝子贤孙，隔代最亲；过了三代，谁也不爱。这个道理我们马寨人最有切身体会。这体会的来源就出在七太爷身上。
七太爷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挑吃，不挑穿，腰板挺直，牙口也整齐，连眼睛也不怎么花，身体非常健壮。他属于“五保户”，可以单独过日子，但他自己没有起锅灶，五保的待遇全部给了杜小宝家。因为姓杜的就他们这几户人家，长杜小宝四辈的七太爷其实已经出了“五服”，他能够成为杜家一口人，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又不能由外姓人供养，才流落到小宝家的。到了这把年纪，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记工分，生产队给他的最大五保待遇，就是只给他分一份定补的口粮。他因为身体好，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所以农活并没有少干，也没有任何报酬。除了杜家要管他吃饭以外，他在全生产队的人心中，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在杜家，虽然他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待遇比一个牲口好不了多少。
多少人私下议论起这个老人，都感慨地说，人啊，其实不需要活那么大岁数，老到一定程度，就人嫌狗不待见了。一家子，有三代人就足够了，没有了亲儿子，孙子再孝顺，也没有多深的亲情。更何况小宝的爷爷根本不是七太爷的亲孙子呢。
第3节 辫子和剃头匠
七太爷是清朝过来的人，经历了三个朝代。他生于清代的标志，就是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条小猪尾巴一样的小辫子。人们究其原因，他老人家至今留着这条辫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因为一个大字不识一斗三升的庄稼汉子，当然与当年在北京闹“复辟”的小丑“辫子爷”张勋没有任何瓜葛，留辫子也不是出于对清朝有什么依恋，只不过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才始终舍不得剪下它。
从这条辫子上，可以看到历史的缩影，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确属不易。按说，告别了末代皇朝以后，辫子的存在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闹“三民主义革命”的前期，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强迫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首先革除头和脚的“命”。这样说，并不是笑话，贬低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历史真实。不在那个时代，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剪辫子、放小脚”的艰巨性。现代人如果有人留条辫子，那要么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疯子，没有男人愿意留头发梳辫子的。可在当时，剪掉辫子却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的事情。割掉谁的辫子，这个人就好像从此没法做人了一样，谁也不肯把这条给男人惹出了许多麻烦的辫子主动剪下来。为了制服这种顽症，革命党喊出的口号十分吓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剪刀之下，没有长辫。举国上下疯了一样，“男剃头、女天足” 的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可也奇怪，那一阵子席卷全国的浪潮，竟然没有波及到我们马寨这个深山沟里，当然也没有波及到七太爷的脑袋上。当所有的男人都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剪掉辫子之后，七太爷这条辫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条漏网的鱼。早年串乡的剃头匠们都劝过他，让他剪掉这条世上罕见的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
更厉害的是，到了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队的几个造反派曾经想在他的头上做一点文章，觉得几辈子人都没有割下来的辫子，到了他们手里，割下来肯定是一种“破四旧立四新”的壮举，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当他们有人已经抓着老人的胳膊，有人已经按下了老人的头，有人挥舞起了剪刀，七太爷痛苦得杀猪一样地嚎叫着，眼看保不住这条辫子时，却被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赶来喝住了。在马寨说话最有权威的刘大爷，掂着长杆烟袋不由分说地敲那些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的头，气呼呼地骂他们说：“七太爷是咱村里的老人瑞，你们要是剪了他的辫子，就是要了七太爷的老命！当心你们不得好死！”一席话，把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镇住了，他们怏怏不快地议论了一番，也突然觉得在一个九十多岁的“太岁”头上动土，还不如去揪斗“破鞋女人”孙二孬的妈，意义实在不大。于是，这条辫子的生命力如同他的主人一样顽强，又一次虎口脱险。
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辫子就由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巴，细得可怜。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辫子，那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七太爷失踪后的当天，在这一带各村轮流剃头理发的宋师傅，又轮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宋师傅的到来，是按照人的头发、胡须生长的规律计时的，平均二十多天来这里一次。热天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下雨天或者冷天，就在生产队的牛屋里，用“顶上”的功夫，干“头等”的事业。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歇后语，形容害单相思的人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真的很形象。宋师傅的挑子一头是一个凳子，一头是一个破铁皮桶做成的小灶，上面有一个尖底儿的铁锅，用来烧热水。只要宋师傅拢着了火，这生意就开张了。用宋师傅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是“先烧火，后开饭，掂着刀子圆圈儿转”。他四十岁时才娶一个寡妇，那寡妇起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用这句话把那寡妇唬住，叫那寡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