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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个“长虫皮袋”小麦。（“长虫皮袋”又叫“蛇皮袋”，我们那里的群众把蛇叫做“长虫”。装化肥的口袋是塑料篾子编织的，很像蛇皮，故得名“长虫皮袋”，化肥撒在地里后，这种袋子用来盛粮食。）每袋按一百斤计算，一共打了八千六百斤小麦，大人小孩均拉起来，全部吃白面，每人每年消耗六百斤，只要四千二百斤就足够了，节余四千四百斤，也就是说，足够两年吃了。不要说秋天还有更多的收成，就是颗粒不收，一点也不存在生活问题。
已经替代贵亭叔当了八组组长的刘继安，向各家各户宣布了交公粮的数字以后，大家很不习惯，因为这在生产队的时候，本不是群众考虑的事情。那年月，在粮食收打以后，自然由大队安排，生产队执行，群众只管“扬鞭催马送公粮”就行了。不过，大家很快由愕然变为释然，上缴“皇粮国税”，千古一律，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当农民的，不上缴粮食，解放军吃什么，谁来保卫国家？工人老大哥吃什么，谁给你生产农药、化肥？干部们吃什么，谁带领你走上致富道路？这是人人都能够想得通的简单道理。再说，平均分配，一口人才三十二斤，牙缝里漏下来的就够了。孙乃社家需要上缴二百二十四斤，不过是两个“长虫皮袋”多一点儿，就这么多粮食，犯不着心疼，拉去交了就是了。
要不是高楼乡的领导们，早已预测到各家各户交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事先做了周到严密的部署，交粮的秩序肯定混乱，千家万户拥进了粮站，交不多粮食，也要排上长龙一般的队伍。英明的领导们预见性很强，把全乡群众划了几个片，分期分批进站交粮食，虽然仍要排队，一般的，排不到一天，就可以把粮食交上去了。
上级提倡交公粮，卖余粮，所以，大家都没有按照自己分配的任务交粮，而是都多交了一倍以上。拿到交粮条子以后，刘继安把条子收集起来，交给了村里，村里再拿到乡里进行结算。扣除了乡统筹、村提留这些五粮三款，分到各家各户的钱基本上没有了，大家也不见怪，因为事先已经算好，交上去的粮食，公粮和余粮折成钱，足够他们扣了。
刚刚单干的前几年，年年丰产，屋里盛不下了，家家户户喜欢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可是，粮站没有那么多的仓库，也装不下了，国家调拨的速度跟不上形势发展，上级开始限制收购，严格控制群众上缴粮食的数量，再也不提倡卖余粮了，这就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卖粮难”。
我们寨子里的老百姓，没有多少副业收入，全指望用卖粮食的钱抵顶五粮三款。况且这几年乡、村领导学能了，发明的扣钱名目越来越多，除了五粮三款，还有各种“民工建勤以资代劳”啦，“保险”啦，“人防费”和“畜禽防疫”啦等等说不清的项目，累计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说，卖粮本身，也是群众干了一年换成现钱的机会，夏季卖小麦，一季管全年的上缴款，秋季卖粮食，是落到自己腰包里的。小孩子要上学，年轻人要婚嫁，老年人要下葬，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没有钱啥事儿都办不成，不卖余粮怎么行？于是，多卖粮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县里的崔县长，冒着政治风险，跑到省里为民请命，终于要回来了增加公粮收购的指标。分配下来，各家各户增长了一倍多，老百姓好好地喜欢了一阵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乃社写下了那首诗，暴露了他长期潜存在心里的“小农经济意识”。
毛主席的辩证法真的厉害，他老人家说“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规律十分灵验，又过了两年，沉重的粮食任务又成了老百姓的负担。任务上去了，就降不下来了，收成不好时，仍然得上缴那么多的粮食，老百姓又开始咒骂起那个早已调走的崔县长来，骂他太缺德，把任务长上去了，一拍屁股就走了，下一任的虽然不姓崔，也是“催命鬼”。到了夏粮征购的时候，干群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关系，一些不愿意交那么多粮食的人，想方设法给领导对赖，让他们征收粮款的茬子越来越高，征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孙乃社把几年的账本子摆在一起，算了一笔细账，终于发现种粮食，不但不赚钱，而且赔钱。精打细算，扣除种子、化肥、农药，一亩地基本上扯平，所有的劳力投入等于白干了。于是压减经济投入，谁知产量降了下来。孙乃社再也无心写诗了，开始对那几个鼓噪上访的人打心眼里赞成。后来，“上访专业户”刘继先他们几个的炮弹，有一些典型的数据，就是孙乃社提供的。
第46节 抓大肚
80年代最初的那一年，计划生育工作被列为基本国策，一上来势头很猛。许多识字的中国人都知道，最早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的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这个活了一百岁的老学者，据说有大小两个老婆，一个叫张团妹，一个叫王仲贞，两个女人为他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快六十岁的老人马寅初，可能痛感孩子多了，是一种拖累，再加上走遍美国，学识渊博，忧国忧民，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解深刻，在1958年就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谁知与伟人毛泽东的理念相差甚远，于是挨了大批判，被打趴下了几十年。“批了一个人，多生好几亿”，到我说故事的这一年，我们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是多子女的大家庭，比刚解放那一年的人口膨胀了五六倍。
我们马寨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政坛上，曾经为人口生育进行过如此激烈的斗争，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站在毛主席一边。尤其是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真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多子虽然没有多福，他们依然在传宗接代上，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对于生育后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里本来土地资源缺乏，人口剧烈增加，吃穿都成了大问题，反正依靠的是大集体，劳力多了，当然挣的工分也多，没有人肯替国家分忧。
实际上，毛主席在世时，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一些领导讲话时，幽默地动员上上下下，干部职工群众，“男的要戴套，女的要戴环，领导干部要带头”，喊了近十年，效用不太大，该生的照样生，人口增长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地降下来。
治乱要用重典。这一年上级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生的一律结扎。”控制生育的指标数字层层下达，采取的措施一级比一级严厉。咱们这个省，历来好刮风，各级都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在首位，采取绥靖政策，大打一场节制生育的攻坚战。
紧接着，高楼乡机关人员和村组干部全部编成了“小分队”，主要任务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工作的重点放在计划生育上，一年四季不停地抓“大肚”。
我们马寨的墙上，到处写有宣传计划生育的大标语，最为醒目的是：
对抗国策，死路一条！
一户生育，五户联保！
要生不要命，要命不要生！
超生对象，人民公敌！
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让超生对象插翅难逃！
这些口号十分吓人，你要是第一次看到，一定会觉得杀气腾腾的。
支书刘庆典的兄弟媳妇兰秀娟，是我们村的计生专干。她这个女人在没有过门时，就是她娘家那里的妇联主任。嫁给刘庆玺以后，一直没有当什么大队干部，大队安排她学习了接生技术，她在大队卫生所当接生婆。到了抓计划生育的时候，得到了提拔重用，成为计生专干。有了领导职务，这女人的积极性爆发出来，工作就像 “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在她的肚子里，有全村育龄妇女的一本账，谁家的女人肚子只要鼓起来，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领着小分队，抓了这个抓那个。全寨子的妇女们恨死了她，看见她就急忙躲起来，说她是“催命鬼”，没有少骂她的祖宗八代。这更让兰秀娟觉得自己的工作神圣，没明没夜地跟着小分队抓“大肚”。
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的媳妇，怀上了第四胎，听到春季计划生育大突击的风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跑了个无影无踪。村里把刘继省抓到村部，逼问他女人的下落。这家伙不知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意志坚强，什么也不供认。村里决定处罚他，他家里竟然坚壁清野，粮食、牲口，什么也找不到。特别让领导们生气的是，年迈的狼叔狼婶，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闭门不出，冷眼旁观。于是，干部们想，如果不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恐怕撬不开刘继省的嘴巴。然后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办法，动员狼叔说出儿媳妇的下落。狼叔说：“我们已经分门另住，扎鞭缠脖子，各自顾各自，你们把她杀了我也不管！”也没有咬槽任何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把小分队领导的肺都快气炸了，组织一群小伙子，用粗绳拴着他家的瓦门楼，一声令下，这门楼轰然倒地，大门也拉得歪歪斜斜的，没法让人出入。
狼叔气得摇头跺脚，大叫：“反了，反了！不让人过了！”要是当年，说不定要掂着刀出来拼命，这时却让狼婶给他准备了干粮，去县城找已经当了多年干警的大儿子刘继华告状去了。谁知刘继华也因为超生，正在停职反省，劝慰了狼叔。狼叔无可奈何，回到家里，把门楼简单地修复一下，仍然对老二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小分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兰秀娟的提示下，去山里丁庄把刘继省媳妇的娘家妈，带到乡计生办审问，这老太婆问小分队，凭什么抓我？计生办的人说，就凭你是刘继省的老丈母。说吧，把你的女儿藏到哪里去了？那老太婆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是个螃蟹都有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