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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祯帝召阁臣韩鑛、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到文华殿。崇祯帝给他们交待了任务。他明确表示要追究天启时那些附逆人员的罪行。为了确定证据，他发下当时那些有关给魏忠贤建祠称颂的奏疏，要求上述4人与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秘密评阅，确定名单，分定罪行，并再三叮嘱，不许让中书舍人之类的人员参预。至于具体的范围和依据，崇祯帝说：
“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
崇祯帝的话说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惩处那些骨干成员，而对那些附和之人，则不予追究。但具体执行起来，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像说的那样好听。
首辅韩鑛、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等都不太同意皇帝这种大兴刑狱的做法，因此在开始时仅列了四五十位众所周知的名单，上交皇帝。
当时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认为韩鑛、钱两人这样做，是怕结怨太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两位熟谙朝政的大臣，不想因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团的动荡。试想：魏氏擅权时，真正能不与魏忠贤发生关系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东林党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种或许就是魏忠贤等人用不着、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东林君子那样不顾身家性命而去抗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去迎合、应付，这也是文官集团的一种传统、性格。除那些心怀不轨、借机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贤的文官，也不见得有多大罪恶。读书人总想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点名堂来，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几个！更何况魏忠贤当时脸上并没有刻上大奸大恶之类的字样，反而是当时的“圣人”，皇帝的宠臣，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去做的。若真论起来，最大的附逆者应该是天启皇帝！
崇祯帝早已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劳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刚即位时对魏忠贤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崇祯帝是迫于形势，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翦除魏逆，这足以见其英明之至。那么试问：崇祯位尊天子，尚且迫于形势，故作姿态，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祯帝这样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们这样做就是附逆，这就是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
这样说并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论。事实上，天启朝时确实有一帮无耻之徒，通过种种不齿手段，希图侥幸。这些人应该受到惩处，付出代价。但崇祯帝打击的范围，远不止这些人。因此，当他看到韩鑛等上交的名单时，大为不满，下令再议。
韩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另外，那些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么？崇祯帝所定下的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两位懂刑名的大员加入，负责定罪。
韩鑛等人此时只好遵旨从事，逐一审看奏疏原本、红本，并根据吏部、都察院两位长官开进的官员名单及具体事迹，互相参照对比，再按照皇帝钦定的名目分类抄录，列出名单，酌情拟议，最后由刑部尚书依据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见内阁、部院大臣，把原本、红本中未列入的65人名单发下，令入案中。皇帝还钦定逆案中各类人等的量刑标准，依次是：谋大逆，判处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判处斩首；逆孽，判处充军；颂美，判处罢职为民等等。崇祯帝做事十分仔细，他竟发现漏了来宗道、张瑞图和贾继春。他便责问道：
“张瑞图、来宗道为何不在逆案？”
韩鑛立即回答：
“张瑞图、来宗道没有实状。”
意思是这两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崇祯帝立即反驳道：
“张瑞图擅长书法，为魏忠贤所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恤典时，奏疏中有‘在天之灵’之语，难道不是证据吗？”
崇祯帝又问道：
“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
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韩回答说：
“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
“惟反复，故为真小人！”
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3位漏网之鱼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随后南京确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崇祯帝告谕廷臣道：
“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他说：
“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
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过没有，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魏忠贤又是如何能步步登天的呢？这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命归黄泉呢？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
《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除魏、客两位依“谋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6等：
“首逆同谋”6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19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依照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11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35人：其中魏家占了8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15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129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2等，坐徒3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44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6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50余人。
对《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