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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使我势力松散瓦解，熟视不轨之徒而无可奈何。继此，蜀也反叛，吴也反叛，其他没有反叛的，也是看着时势或上或下，无可信任。自元和至今二十九年之间，收得蜀、吴、蔡、齐各地郡县约二百馀城，所未收复的只有山东一百城而已。土地户口，财物兵甲，和往年相比，岂不绰绰有馀？也足以自为平治了。法令制度，规格条例，果真能自治？贤才与奸恶，选拔和舍弃，果真能自治？屏障戍守，车马兵器，果真能自治？闾里田间，仓库财税，果真能自治？如果不能真正自治，便是助寇为寇。周围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又有天下暗中为助，那么应如何取得？所以说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在山东各地中分量最重，在河南各地中也最重。魏在山东，之所以最重，以其能遮住赵，既不可越过魏去取得赵，又不可越过赵去取得燕。所以燕、赵常借重于魏，魏则常控制燕、赵的命脉。所以说魏在山东最重要。黎阳（今河南浚县）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今属河南）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屏障堡垒遥相对望，朝驾车而暮可战，这两个津口，如果敌人能击溃其一，那么要杀入成皋（今河南汜水），不需数日，便能到达，所以魏对于河南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元和中，统天下大军以诛讨蔡州和齐州的叛贼，停了五年，山东之所以没有忧患，是因为取得了魏地。昨者诛伐沧州（今河北沧县），停兵三年，没有山东的忧患，也是因为取得了魏地。长庆初年诛伐赵，一日五路诸侯四面出击尽皆溃散，因为失去魏地。昨日诛伐赵，疲惫如长庆之时，也是因为失去魏地。所以河南、山东的轻重关键在魏。不是因为魏之强大才显得重要，而是地理形势使之显得重要。所以收取魏地为中策。最下策是轻率出战，不审察地理形势，不审察攻守战略。兵多粮多，驱赶人去作战，便于防守；兵少粮少，人不驱而能自奋而战，利于战。所以我方常失于战，而贼虏常困于守。山东叛变将近三五世，后生所见到的言语和举止，无不是叛变之态，长久为此，便以如事理正该为此，深刻入于骨髓，没有以为非的，甚至有围城危急，粮食用尽，吃尸体以维持生命继续战斗。以此为风俗，岂可同他决胜负？十馀年来，共三次收复赵地，赵粮食用尽，即将攻下，而郗士美兵败，赵又振作起来；杜叔良兵败，赵又振兴起来；李听兵败，赵又兴起。所以说不审察攻守战略，轻率作战，是最下策。
杜牧历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又改膳部员外郎。宰相李德裕素来欣赏他的奇才。会昌（841—846年）中，黠戛斯击破回鹘，回鹘部落溃败转入沙漠之南，杜牧劝李德裕乘势收取，认为：“两汉征伐北虏，常因秋冬之时，正当匈奴劲弓折胶，生马停乳，和他们相较量，所以败多胜少。今如果在仲夏之时，发幽州、并州之兵及酒泉之兵，出其不意，一举成功，则回鹘无馀类了。”李德裕认为这主意好。正巧刘稹抗拒朝廷之命，下诏让诸镇征讨他，杜牧又写信给李德裕，认为“河阳距西北天井关百里有馀，用一万人筑垒，堵塞其关口，深沟壁垒，不要与之作战。成德军世代与昭义军为敌，王元逵想一雪其耻而自奋起，然而不能长驱直捣上党，其必定可取的在西面。如今若以忠武军和武宁军两军加青州精兵五千、宣润弓弩手二千，取道绛州而入，不用数月工夫，必定倾覆贼巢。昭义军的粮食，都仰给于山东，日常节度使则留食于邢州，山西兵少力单，可乘虚袭取。所以听说兵贵拙而速，未见兵之巧而久啊。”不久，泽潞平定，其经过大略如杜牧所献之策。他又历黄州（今湖北黄冈）、池州（今安徽贵池）、睦州（今浙江遂安）三州刺史，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并常兼史职。后改任吏部，又乞请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越年，杜牧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
杜牧刚直有奇节，不谨小慎微，敢纵论大事，指摘陈述各种利弊尤其切中肯綮。少时同李甘、李中敏、宋邧友善，他之博古通今，善于处理成败，李甘等人都不及他。杜牧也因为疏直，于时没有援助的。从兄杜悰历任将相，而杜牧困顿不能自振，常怏怏不乐。卒年五十。初时，杜牧梦有人告诉他说：“你应取名毕。”又梦见写“皎皎白驹”四字，有人说“这是过隙”。不久，炊器瓦甄被火烧裂，杜牧说：“这是不祥之兆！”于是自己写了一篇墓志，并将平时所写的文章尽行焚烧。
杜牧是晚唐卓有成就的诗人，情致豪迈，人们称他为“小杜”，以区别于杜甫。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
元和中兴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形成藩镇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的藩镇拥有重兵，自任将吏，不纳贡赋。肃、代两朝的姑息，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宗时的四王二帝之乱，充分显示了藩镇的跋扈，顺宗时曾利用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以图振作，也未取得成功。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发展的，危机严重的局面，宪宗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抓住有利条件，立志削藩，于是出现了一段中兴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针对方镇帅守除授不由中央及不入谢、不朝觐的现象重申法令，令诸镇入阁拜谢。与此同时，乘机更换方镇帅守，以防帅守久居一地，发展地方势力，当时被更换的帅守三十镇，不仅有东、西南地区的帅守，也有西北及中原的方镇，从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朝廷的易镇措施遭到了一些方镇的抵制，西川刘辟拒不受征入朝，并出兵侵扰它镇。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甥杨惠琳自为帅守，拒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境。浙西的李锜起初佯求入朝，既而又拒绝入觐。在方镇帅守纷纷入朝易镇的形势下，昭义的卢从史、忠武的刘昌裔、宣武的弘等中原方镇却保持静默观望态度，而河南、河北的强藩更倚仗地理、军事和财政的优势，维持割据状态，不为朝廷法令所动。所以中央要想重振朝廷威望，必须改变贞元以来害怕藩镇生事而一味姑息的态度，实行武力削藩。宪宗根据各方镇与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以及势力对比优劣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帅韦皋死，留后刘辟让诸将上表请求继任，朝廷不许，派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刘辟拒不受征；阻兵自守，朝廷不得已，想用妥协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定，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知节度事。刘辟并不满足，在要求兼领三川遭到拒绝以后，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企图以武力达到割据三川的目的。在宰相杜黄裳的坚持和策划下，宪宗下诏讨辟，以崇宗文领兵。伐蜀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刘辟兵被俘。在刘辟发动叛乱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以出征无功、骄蹇不逊被责令入朝，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据城对抗，请继其舅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以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多有发生，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帅李锜也感到不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以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锜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锜被械送长安处死。李锜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经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次战败。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己封为总兵，把朝庭所派敕使排斥在外，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三十几年的经营，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活动，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南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