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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在对泽潞用兵一事，牛党也不反对。由此可见，牛李党争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权力之争。
古文运动
骈文原叫“今体”或“丽辞”，柳宗元在乞巧文里把它称作“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后来简称为骈文或四六文。骈是二马并驾的意思，它由对称的字句组成，典故繁多，词彩华丽，音调和谐，便于上口，对我国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至六朝、初唐，受形式主义之风影响，文人借此而堆砌典实，炫耀辞彩，阻碍了内容的表达和思想的创新。
第152章 隋唐（40）（）
西魏大统十年（544年），开始出现了要求用散文化的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掌握实际政权的宇文泰（后来北周的开国皇帝）和苏绰，不满当时的浮艳不实的文风，提倡用古奥的商、周时代的尚书诰命文体来代替骈文。当时有个名叫柳庆的文臣响应号召，首先用它写了一篇贺表。第二年，苏绰亲自撰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的大诰。与此同时，朝廷规定，所有文告、奏章都要如此来写。虽然尚书式文体太古奥，改革不久失败，但它成为古文运动的第一个信号。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新兴的皇朝发现吟风弄月，讲究词句精巧浮华的骈文不利于统治和建设，也下令不许用华艳词句写作，并杀一儆百，惩办了一个用华艳词句写表章的州刺史。接着，李谔上书建议禁止华词丽句。隋文帝肯定了他，并明令下诏，颁行全国。李谔比隋文帝和宇文泰、苏绰都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他只反对华艳词句，甚至连骈文这种形式也并不完全反对，因为李谔本人的奏章就是用骈文写成的。武后时，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发表，又举起“复古”的旗帜，使整整一代作家卷进了文学革命的洪流。陈子昂给予古文运动的先导作用，主要是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后来，唐玄宗时代有古文作家萧颖士和李华把儒家的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古文的依据和标准，大加提倡。萧颖士说，他“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则说：“文章本于作者。六经之志也”。代宗时代的韩会和德宗时代的柳冕，先后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问题，要求文章应以儒家规定的道德教条教育人。韩会认为，文章必须合于“圣人之情”，才能“助教化”，“备劝戒”。柳冕认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从萧颖士到柳冕，奠定了古文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的理论基础，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接着，为古文在形式体裁上树立标准的是独孤及，他正面抨击当时骈文的弊病，说：“其风流荡而不反，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入病四声为梏，拳拳守之如法令也”；并指出正面师法的榜样应当是贾谊、司马迁和班固。他的学生粱肃更具体地要求人们“敦古风，阅传记”。学习传记文学，正是骈文所不能进入的领域，也是后来古文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领域。萧颖士、李华、韩会、柳冕、独孤及和粱肃等人，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尝试，扩大了古文的影响。在他作实践上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元结，他文字朴实，不尚华彩，写政论文和杂感敢于面对现实，提出批评，写山水园亭游记简淡幽雅，不雕琢，成为后来古文运动创作上的前驱。从德宗时代起，古文运动开始获得一个大规模的开展，即是通常所说的狭义古文运动时期。卷进运动潮流的有一大批著名作家如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古文运动的胜利，和他们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促成这一辉煌胜利的决定性人物，是领导者韩愈和柳宗元。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人。德宗贞元十年（803年）曾任监察御史，后贬为山阳县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派行军司马从裴度平定淮西藩镇有功，迁刑部侍郎，十四年因谏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京师任国子监祭酒等职。韩愈提倡古文，首先是与他试图恢复儒家道统的思想密切有关。在一封答秀才书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因此，改变过去那种文章形式，就是给散文以较为自由的表现形式，以便更好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为此又将写作的重心放在道统修养上，提出了“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同时，要写好文章，仍需“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仅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与此相关，韩愈还发挥司马迁以来“不平则鸣”的思想，对于具体作家来说，则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他以为历代的屈原、司马迁、陈子昂、李白、杜甫等，都是善唱的作家，从理论上讲，便是“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为实践他改革文体的思想，他自己所撰的文章往往就写得浅显明白而又新颖生动；他创造了一些新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辞；而又能基于真情实感，发为心声，所以所成之文多有一种气势奔放、流转自如的风格。韩愈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不久就遭到时人的讥笑，排斥。但他不顾众议，仍坚持己见，对开始从事写作古文的人则尽力扶持和支持，在举荐张籍状中推举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在与袁相公书中赞美樊宗师“善为文章，词句深刻，独追古作者为徒”。
与韩愈差不多同时，年岁比韩愈稍少的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于顺宗时以尚书礼部员外郎身分参加了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永贞改革”，八个月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转柳州刺史。特别是贬官期间，闲职无事；便读百家书，“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他特别推重西汉文，认为其“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反对魏晋以后的文章写作，因为它们只是追求“眩耀为文，琐碎排偶。”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官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弱臣心，使甘老丑”。但柳宗元的功绩还主要在支持和维护韩愈，写下大量的优秀作品并培养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在这一时代树立起广泛的威信。韩愈提倡古文，受到的阻碍和打击很大。他的学生、女婿李汉在昌黎集序里记叙他当时的处境是“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只有柳宗元站出来给他以坚决的支持。当韩愈写毛颖传受人嘲笑时，柳宗元就写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挺身为他辩护，指责论敌不懂好坏标准，只喜欢“摸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类的东西。当韩愈向人推荐柳宗元的文章时，柳宗元谦虚地说韩愈才学高他很多，只有司马迁可以相比，连扬雄也及不上的“猖狂恣睢，顾意有所作”，推尊韩愈，为古文张目。当有人请教古文作法时，柳宗元极为诚恳、耐心地讲解，以培养作家，壮大队伍，他在报袁君陈秀才书中说：“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八，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之。”在答贡士廖有主论文书中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由吾知名者，亦为不少焉。”韩愈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韩愈、柳宗元之后古文运动的继承者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从内容上把古文变成宣扬、讨论儒家孔孟之道的讨论书，而从形式上追求平易、通顺的文风，这个方向的领导者是李翱。第二个方向是片面地发展古文运动中提倡重视文学技巧即“创新”的主张，追求奇险怪僻，这个方向的领导者是皇甫湜。晚唐的古文运动的继承者有孙樵、沈亚之、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与中唐轰轰烈烈的古文复兴运动相比，他们的创作及声势远远不及，但毕竟巩固了古文运动的成果，使古文之脉延续下来。
中唐古文运动的余波和最后完成者是十一世纪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厂介、柳开、孙复、穆修、尹洙等人，古文创作上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修、苏询父子（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等人。他们在三个问题上继续并完成了古文运动。第一是重新提出并廓清古文创作中内容形式的关系；第二是重新编定和刊印韩愈、柳宗元文集，确立方向，继承和发展中唐古文运动，第三是重新确认古文创作实践的标准，推崇平易通顺而反对生僻艰深。由于北宋古文运动是在西昆派较量的过程中进行，而且又总结了中唐古文运动的得失，因而它的现实性更强，看法更统一，成果更多。从此以后骈文再也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死灰复燃。
新乐府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谱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乐府的三变。
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