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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请求：“罢除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郓、齐、濮、曹、济各州，即使边境告急，也无需担心来不及调遣。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减少干粮，每年的花费，比不上屯兵一个月的费用，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没有得到答复。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全部罢除。因为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做扬州知州，又移任庐州，升为刑部郎中。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被降为兵部员外郎、池州知州。
官复原职，移任江宁府知府，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仁宗说：“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微臣我没什么才能而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皇帝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包拯请求裁减内廷侍臣的人数，减损和节约浩大的开支，责成各路行政机构尽职尽业，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荐属官，减少每年的休假日期，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
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的官职；但宋祁取代张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欧阳修说道：“包拯真是左传中所说的‘牵牛踩了别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抢夺过来’，这种惩罚已经过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呆在家里回避，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他在三司任职时，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机会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包拯都给放了。升给事中，担任三司使。几天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随即又升为礼部侍郎，包拯推辞不受。很快因病去世，享年64岁。朝廷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为“孝肃”。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嫉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衣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当初，包拯有一个儿子，名叫“镱”，娶崔氏为妻，担任潭州通判时死了。崔氏为亡夫守节，不再改嫁。包拯曾经把她的陪嫁女送走，在娘家生孩子，崔氏暗中慰问她的母亲，让她好好照顾那个陪嫁女。包镱死后，崔氏把陪嫁女的儿子带回家，取名叫“包纟廷”。包拯有奏议15卷。
“梅妻鹤子”的林逋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丧父，学习勤奋，不搞章句之学。性情恬淡，喜尚古风，不求功名利禄，家境贫困，衣食不足，却表现得十分安然。早年，在江、淮之间漫游，很久以后，才回到杭州，在西湖边的孤山上搭了一间茅屋，20年中足迹不到城市。真宗听到他的名声、赏赐给他粮食和布匹，命令地方长官逢年过节的时候去慰问他。薛映、李及在杭州，每次去林逋的茅庐，总是要清淡终日才离去。他曾经在庐舍旁边替自己造了一个坟墓，临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意：“来日如果像求取司马相如的遗稿，那样值得高兴的是我不像相如那样留下封禅书。”死后，州里把林逋的情况报告了朝廷，仁宗为他感叹和哀悼，给林逋赐了一个“和靖先生”的谥号，同时还赠送了粮食和布匹，帮助办理丧事。
林逋善写行书，喜欢作诗，他的文词清澈峭拔，多奇文。写好以后，又总是随手把它们抛掉。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把它们誊录下来，传到后世去呢？”林逋说：“我正隐迹山林，尚且不领意用诗赢得一时的名声，何况是后世呢！”然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们常常把它们偷偷地记下来。喜诗，尤善写梅，佳作也并不多。
林逋曾客游临江（今江西清江），当时李谘刚刚中进士，还没有人知道他，林逋对人说：“此公是宰相的材料啊！”等到林逋去世，李谘恰巧被罢斥相位而出为州官，李谘为林逋穿了白衣服，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守了七天丧，然后才为林逋下葬，他又把林逋的遗诗刻在石碑上放入墓中。
林逋没有娶妻，没有儿子。喜植梅，喜养鹤，号称“梅妻鹤子”。教育哥哥的儿子林宥，登上了进士甲科。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所编撰的资治通鉴，这既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一部巨著，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杰作。
司马光年轻时就对史学书籍感兴趣，二十岁，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甲科。正当他在仕途上刚刚起步的时候，父母先后病逝，按照当时的礼教，他必须辞去官职回家服丧。于是，司马光和哥哥一起回到了故乡。在服丧的几年时间里，他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评论古人的文章，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他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认真的总结评论时，也在探求历代统治者在统治方法上的利弊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吸取精华，剔其糟粕，为资治通鉴的编著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179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7）（）
司马光不但善于阅读史书，他还悉心钻研历史，勤于思考。他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春秋之后的一些史书卷数太多，一个人就是用一生的经历也难以读完并说出其大致情况，由此，社会上的读书人就出现了弃难读易的不良倾向，势必导致许多繁难的典籍要失传的严重后果。鉴于此，司马光便产生了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历史发展梗概的念头。有一次，他对刘恕说：“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成一家书。”可见，这时的司马光对于著书立说已经是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了。于是，在嘉年间司马光开始修历年图一书，并于治平元年修成，进呈给当时在位的英宗皇帝。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基本雏型。之后，司马光又用了两年时间编撰了通志，深得皇帝的赞赏。英宗皇帝也是一个非常爱好学习历史的人，他下诏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可以接续通志并同意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己选择地方、选择人员。这实际上又为资治通鉴的修成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书局成立后，地址设在了崇文院，司马光精心挑选了几位史学方面的英才，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三人先后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们依据各自的专长实行分兵把口，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这样，既保证了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方面的观点一致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编纂之前，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编修方法和原则，那就是先作丛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曾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司马光修书三部曲。
公元1067年，英宗病死。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人，他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也和英宗一样极力支持司马光修书。他即位不久，便将此书赐名为资治通鉴，他主要是根据书中的内容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在第一次读此书时赐给了司马光，让他等书全部完成之时再写入书中。此时的司马光，依旧在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于公务繁忙，没有充足的修书时间，所以修书的进度并不快，五年的时间修成七十卷，却还没到全书的四分之一。
司马光像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对此是极力反对的，他在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书信进行劝说无效后，大失所望，清楚地意识自己不能在朝廷继续安身了，便请求离开京城。皇帝应允后，他先去了西安任职，于公元1071年，他又辞去职务来到洛阳，当了一个闲官，决心著书立说了。而实际上，他在洛阳隐居时恰好给他提供了编书的条件，没有了官场的喧烦，有的只是充足的时间、安静的环境和各方面的优裕条件。司马光到洛阳的第二年，便把书局搬迁过来设在了崇德寺，随之而来的只有范祖禹一人。刘恕、刘攽都在书局之外进行编修。公元1073年，司马光为了修书时有个更好的环境，在洛阳尊贤坊北侧买了二十亩地，建成了“独乐园”。园中设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等景致，是个依山傍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