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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凿于元至元二十六年至泰安二年（1289年至1325年），北起山东临清州，南至江苏淮安府之邳州，全长450余里。其中临清至济宁段旧通舟楫，洪武中因河岸冲决，河道淤塞已达三分之一，故只好陆运，沿途设八个递运所，每处用民丁3000人，车200辆，接力转输。久之，给人民带来巨大的负担。永乐初，曾有人多次提议重新开浚，朝廷均以重民力为由而没有答应允许。直至此时，宁州同知潘叔正恳切上书，倡言开通会通河，不仅山东人民得免转输之苦，而且对国家也有无穷之利。成祖才采纳纳其言，命工部尚书宋礼前往勘察实情。宋礼归来也极力劝说疏浚，并力主乘当时天气和霁，应及时施工。朝廷开始遣工部侍郎金纯发山东、直隶、徐州及应天、镇江诸府民丁并力开浚。凡服役民夫皆发给犒赏粮，并免其他徭役及当年田租。由宋礼及都督周长总负其责。六月，会通河开浚完工。以汶水、泗水为源。汶水发源于宁阳县，泗水出自兖州，二者汇合于济宁，特建天井闸使其分流：往南直通淮水，往北则顺其西侧新开河道经东昌至临清，全长385里。从济宁至临清间，又置闸15道，根据时间启闭，以调节水量。为保证会通河水量充足，宋礼在宁阳置城坝，遏制汶水改道，使其水尽入新开浚的河道。宋礼回京回旨时，又提议修治汶河支流沙河。因会通河上源汶、泗二水所连结的马常泊，直接关乎春水之深浅和舟楫之通塞。而马常泊之水夏秋有余，冬春不足，如不整理其河源或引别水注充，必会有浅涩之虞。他发现沙河正在十里口与马常泊连通。虽近年其河口被流沙淤塞，但故道犹存，稍加疏浚便可使用。其河口当浚者仅三里，河身应筑堤堰也只有180丈，修治非常容易。朝廷当即批准了他的建议。
永乐十年（1412年）正月，因巡按山东御史许堪反映，去年卫河泛滥，河岸倒塌，朝廷派宋礼处理此事。四月，宋礼视察后奏称：自卫河东北到旧黄河一共12里，其中有五里旧河还有沟渠，另外五里是古道，二里是平地，因此只需疏通，让水流入旧黄河，便可直通海丰大沽河入海。按这样，则河南水患可平。朝廷大臣商议的予于批准，秋后施工。宋礼治理漕河中，很注意发现和起用人才。如工部主事蔺芳，建议将维护新筑堤岸的埽座原料，由蒲绳泥草改为木编大囤，置水中后以木桩钉牢，囤内填满石块，各桩间连以横木，用以牢固堤岸，“则水可以杀，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宋礼深为赏识，特破格提拔为工部右侍郎，予以重用。十一月，陈负责开浚镇江的京口、新港和甘露三港，使漕船直达于长江。
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明朝决定取掉海运，全行河运。下令平江伯陈在湖广、江西等地造平底浅船3000艘，以充漕舟，每年运粮300余万石。原先运京漕船到达淮安，必须坝渡淮才能到达清河，转输非常困难难。陈采纳当地老人建议，开凿清江浦引黄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到淮河。又在管家湖筑堤十里，以便引舟。沿河设立移风、清江、福兴和新庄四闸，按时启闭，使漕舟顺利通过。浚仪真、瓜州漕道通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势。开道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达四十里。同时依傍淮水修常盈仓五十区，以贮备江南税粮。在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等地广建仓廒，以便转输。原给太仓的岁粮正式分工为：苏州并山东兖州粮送济宁仓，河南、山东粮送临清仓。然后由浙江并南直隶卫官军负责从淮安送至徐州；继由京卫官军接运至德州；再由山东、河南官军接运至通州。这种分段运输，称为支运法，每年四次。又在河道淤浅处，濒河建房舍368所，驻以浅夫负责疏导。在船行处边缘河岸凿井植树，以便行人。至此会通河全线畅通，海运遂罢。
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政府在淮安府清河、福兴，徐州府沽头、金钩和山东省谷城、鲁桥诸闸分别置以闸官，加强管理，以确保漕船顺利直达通州。
总之，此期间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绩卓越；而陈在江河边是成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因支运法行之已久，人民都苦于往返文耽误农时。因此陈建议，令人民只运淮安、瓜洲，然后兑与卫所，由官军直接运到京，只加给运军一定数额的路费耗米，称兑运法。宣德七年（1432年），陈以吕梁上洪地险水急，漕舟难行，征发附近卫所官军及山东民夫工匠，将原在旧洪西岸开凿的渠道加深，置石闸三道，宜时启闭，调节水量，使漕舟往来无虞。
英宗正统间，江南巡抚周忱经理运道，在江苏武进设奔牛、吕城坝闸，使漕舟得以从京口直出长江，异常便利。后坝闸渐毁，水道积淤日战。天顺中，巡抚崔恭清求准盾按照周忱故道重加整理，增设五闸，至成化四年（1468年）完成。
成化七年（1471年），改“兑运”为“改兑”，即所有漕粮均由官军径直运往京师，故又称“长运法。”它规定：徐州、济宁、临清、德州四仓所有支运漕粮，都兑与各附近水次运军，只在原耗米外另加适量脚米。并在临清、德州储存部分“预备米”，用于漕粮缺少时给予拔补。正式谕定，每年黄、淮以南运米400万石以供京师；以北运粮800万石以供边防。漕运折耗，分为米、银两种，米备远运或显加文耗；银备雇佣铺垫之费，以保足额。孝宗弘治时，定折耗银名轻齐银，由官府拨给，正额外所有羡余均归漕卒，故“军卒饶逸”，漕运兴盛，然而官员天利可图。后经漕抚李蕙奏请，一度将“齐余贮库，听来年缺者贷偿”。但到嘉靖初，则又经河漕总兵杨宏、大学士费宏先后乞请，轻齐银仍给漕军。直至嘉靖七年（1528年），通惠河成，粮运从河入，结省轻齐银11万两，朝廷开始下令只给运军三分之一，三年后则酌情减少以宽民力。第二年，又大修由长江入淮水泛滥的通道清江浦。穆宗隆庆时，高家堰废，淮水成患，漕运受阻。万历七年（1579年）筑高家堰自新庄至越城，长10870余丈，使淮水又从清口汇黄河入海。又移建坍圯的通济闸于甘罗城北，使黄河口斜向西南，不得直射，以确保运道安全。万历九年（1581年）开永济河于淮安府城南运河旁，置三闸，以避清江浦之险。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建矶嘴等于清江浦外，防淮水冲击运道。第二年又在扬州、高、宝运道石堤东开弘济河30里，解决槐角楼一带险情。从而保证了有明一带漕运的畅通和明政权的巩固。正所谓“安危之势易明，内外之形易判。”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又称“白莲社”，是混合有佛教、明教、弥勒教等相溶合的一个秘密宗教组织，它起源于南宋的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起初崇奉阿弥陀佛，提倡五戒。元代渗入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成为了农民反对统治阶级的一个组织手段和机构，他们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号召，发动起义。此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当时经常活动于京畿地区的白莲教支派有红封、无为、红阳、净空、黄天、龙天、南无、南阳、悟明、金山、顿悟、金蝉、还源、大乘、圆顿、大成、皇姑道、三阳教、罗道教、闻香教和棒棰会等。
白莲教在明代十分活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都有白莲教活动的足迹。在明王朝的心脏北京及京畿之地，白莲教的活动也很频繁。
白莲教在农民战争中，往往起着很大的组织作用和宣传作用。农民们平时利用它来保持紧密的联系。北京地区农民利用白莲教进行反抗活动，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刘化初名僧保，自称是“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并演说“应劫五公诸经”，当时从者日众。随后，真定、容城以及山西洪洞等县民，“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这是明代民间宗教组织在京畿地区活动的最早记录。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万宁寺僧人赵才兴自称能通兵法及气候诸将术，与广通寺僧人真海、道人谭福通，以及内使肖保之父肖亮，“刺血誓天，谋欲为乱”。赵才兴自称是宋朝“赵太祖后，推为皇帝。封真海为二王，福通为三王，肖亮为四王”。这是明代白莲教徒与内监交结并谋划起义的第一次文字记载。成化元年（1465年）五月，景州张仲威与宁夏军余赵春，活动于京畿等地。成化十二年（1476年）九月，又发生保定易州李子龙结交内监出入宫禁的重大事件。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一月，发生在白莲教徒田园授千户陈为安国公主的事件。此后，白莲教活动更趋频繁，“布满畿甸”。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当宦官四出征税之际，有一千多人在京南农民左文俊的领导下，起义抗拒剿捕的“官军”。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闻香教徒高应臣、郑守忠、李惟仁、齐国泰率领饥民在乐亭迁安一带举行起义。广平府白莲教徒李敬等也聚千人起义。白莲教宣扬的神秘预言，增加了起义农民进行战斗的必胜信心。万历年间永平府滦州人王森，将受剥削受苦难的农民组织起来。极力倡导闻香教，当时白莲教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畿南地区的武邑、衡水、枣强、深州、束鹿、饶阳、武强、景州、献县、清河、故城、冀州、南京、新河、藁城、晋州、安平等州县，气候相通，共数十万人，北京附近的各州县、营路、卫所、乡村、镇店的广大群众，更是“云和响应，顶礼皈依”。教徒不下二百万，“传头半天下”。在各地设立的头目，名称有教头、总传头、传头、会主、会头、卦主、老师傅等，还有老当家等名。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王森来到北京，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