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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旨，加以褒奖，命交给史馆备用。第二年秋天，提升他为礼部右侍郎，协助詹事府事务，不久特为礼部左侍郎。天启五年正月，晋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当时朝政被宦官把持，对东林党惨酷迫害。董其昌遇事则远远躲开，过了一年即请假回乡。崇祯四年，起用为原官，并掌詹事府事。在任三年，多次上奏请求退休，皇帝下旨给他加太子太保衔准予退休。又过了二年就去世了，终年83岁，追赠太子太傅。福王在位时，赠谥号为“文敏”。
董其昌天资过人，少年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当初，华亭地方的人物，从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使莫如忠及其儿子莫是龙，都以擅长书法著称。董其昌后起，超越各家。他起初学习米芾，后自成一体，名闻外国。他的绘画，在集宋、元各家的长处的基础上，自创新意，形成潇洒生动的画风，这并非人力可以达到的。四面八方的金石刻词，如果能得到他的撰文和书丹，被认为是“二绝”。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求书画，他的一小幅画或一封短信，流传到社会上，人们竞相购买珍藏。他又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家得到他有关的片言只字，都十分重视。他生性随和，平易近人，精通佛理，谈吐高雅，整日无一句世俗语。人们把他比作米芾、赵孟兆页。同时以书法著名的人，有临邑的邢侗、顺天的米万钟、晋江的张瑞图，当时人称之为邢、张、米、董，又称之为南董、北米。但其他三人，成就远不及董其昌。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为人洁身自好。夏言死后，经营他的丧事。擅长草书，诗文，也规整得体。莫是龙，字云卿，后以字通行，又改字廷韩。他十岁时就能写文章，长大以后也擅长书法。皇甫汸、王世贞等人对他交口称赞。临终仍是贡生。
邢侗，字子愿。万历二年中进士，官至陕西行太仆卿。他有巨万家产，在古犁丘上修筑来禽馆。他不惜出卖家产招待宾客，因此家道衰落。他的妹妹慈静，善于摹仿他的书体。
米万钟，字友石。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遭魏忠贤的党羽仉文焕的弹劾，于是被免官。崇祯初年，起用为太仆少卿，死于官任。
张瑞图这个人，官至大学士，是名列逆案的宦官党羽。
明宫三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万历帝命福王到洛阳封地，但是郑氏集团阴谋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并未终止，他们一再策划谋害太子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这一天，有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内官李钅监，一直闯到前殿檐下，才被内官韩本用抓获，交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收留，第二天，皇太子奏闻，命法司提审。负责审问的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是浙党官吏，奏称“人犯供名张差，系蓟州井儿峪民。语言颠倒，形似风狂。臣再三考讯，本犯口中呶呶称吃斋讨封等语。”企图以“疯颠”病人为借口，糊涂结案。五月初十日，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审张差，供称因李自强、李万仓烧了他的柴草，他气愤不过，于四月来京，要赴朝声冤。从东边进，我不着门径，往西走，正好路遇男子二人，欺诈他说曰：“尔无凭据，如何进？尔拿杠子一条来，便可当作冤状”等语。张差日夜为此气恼，失志颠狂，遂于五月四日手拿枣木棍一条，仍又进城，从东华门直至慈庆宫门首，打伤守门人，在前殿下被缚。他们也怕牵涉郑氏集团，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瓦伤人，一律当斩，决不待时。巴结郑氏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领袖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五月十三日，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通过单独提审，使张差招称：“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问何人收留？复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遂将枣木棍给我，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坠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王之认为，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只是害怕刑罚而不敢招，给他饭吃，才开始有点想说，其中必有疑。他主张穷追到底，纠出幕后指使者，愿皇上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户部郎中陆大受上疏言：“张差业招一内官，何以言其名？明说一街道，何以不知其处？”疏中提到“奸戚”二字，矛头直指郑贵妃之兄郑国泰，怀疑郑国泰是张犯的后台，所以建议神宗“大振朝纲，务在首恶必得，邪谋永销，明肆凶人于朝市，以谢天下。”神宗对王之、陆大受等疏十分厌恶，疏俱不报。
御史过庭训及知州戚延龄都说其致颠始末，以张差“疯颠”二字定为此案了事。
第242章 明朝（22）（）
五月二十日，刑部司官再审张差，参加者有：胡士相、陆萝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桢、劳永嘉、王之、吴美源、曾元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澧、朱瑞凤等十八人。供称：“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往。又有姊夫孔道住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于是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街之刘成。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石灰，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只要打小爷，吃也有，住也有。刘成跟我来，把我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红票，封我为真人’等语。”刑部立即派人前往蓟州提解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审庞保、刘成。五月廿七日，神宗再下令法司严刑鞫审，速正典刑。当时人们多说与戚臣郑国泰有关。郑国泰自动出来进行自我表白。给事中何士晋奏：“陆大受疏内虽有身犯奸畹凶锋等语”，“而语及张差，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侦查疏未成，国泰已不能从容少侍，辄尔具揭张皇，人于是不能无疑。”他一针见血指出：“若欲释疑，计惟明告宫中，力求皇上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立送法司考讯，如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即皇上也不能庇。假设与国泰无干，令国泰自己呈上一疏，告之皇上。以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都由郑国泰保护，稍有疏忽，即便坐罪。”“若今日畏各犯招举”，“或潜散党与使远遁，或阴毙张差使口灭，则疑复生疑，将成实事，惟有审处以消后祸”。何士晋、陆大受和王之等推断，梃击案是郑贵妃其兄郑国泰谋害皇太子的阴谋案，坚决要求穷追到底。神宗看出案情牵连到自己的宠妃及其国舅郑国泰，只得亲自出面，于五月廿八日在慈宁宫召见群臣，宣谕：“忽有风颠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耶？”他拉着太子常洛手，向百官说什么“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说“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将张差以“疯颠奸徒”之罪，斩首于市，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内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凌迟处死，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并指出：“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保护了郑贵妃和郑国泰。而王之却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也竟将他削职为民。
红丸案发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八月十日，光宗得病，召医官陈玺等诊视。八月十二日，他病情越来越重，“圣容顿减”。八月十四日，内臣崔文升进献泄药。光宗服后病情更重，一昼夜泄三四十起，有时来不及上厕，竟便在床褥上。八月十六日光宗病得无法上朝，夜不能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苏软，不能动履。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上书首辅方从哲，谴责崔文升给光宗进错药方。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上言：“贼臣崔文升不知医，不宜以宗社神入托重之身，妄为赏诚。”
八月二十九日，光宗在乾清宫召诸臣，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奏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即下令李可灼前来。李诊视后，不说病源及治法，进奉光宗两颗红丸，光宗服后不到两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驾崩”，于是廷臣哗然。对于光宗服红丸立即宾天，中外藉藉，认为李可灼误下劫剂，担心有情弊。而方从哲反而草拟背书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这更加激起了朝臣的责难。御史王安舜认为崔文升、李可灼是“庸医杀人”。御史郑宗周上言：“应该”寸斩文升以谢九庙”。东林党人，给事中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直斥“郑贵妃包藏祸心”，责问方从哲为何“必加曲庇？”还联系前事，声称“往者张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等人的阻挠，此案没有进行追究下去。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被贬谪到南京。
明光宗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继位，郑贵妃为了进一步控制他，将自己宫中的李选侍送给光宗，李选侍深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由其长子16岁的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这时李选侍应立即迁出乾清宫。但是，李选侍企图挟持熹宗以擅权，仍与朱由校居住在乾清宫内，不肯迁出。她还让心腹太监窃盗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