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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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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在扫平四川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大西,改当年为大顺元年,改成都府为西京,诏民间称其为老万岁。大西政权以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并设置六部尚书;颁布新历,铸造“大顺通宝”钱;在各地方也设置府、县官员,并派兵镇守。张献忠还任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分掌大部分部队,孙可望等人都是张献忠的义子。

    大西政权建立后的最初阶段,采取了一些安抚民众的措施。为了网罗人才,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两度开科取士。同时还把各处生员及家属集中在城里,以防止他们在乡间造谣生事。在这段时间里,大西政权是较稳定巩固的。

    张献忠在称帝之后仍把大顺军作为主要敌手,曾派李定国领兵进攻大顺军占据的汉中,还亲自率军接应。但这时四川各地的官绅武装和南明的军事力量却由东、南、西三面向大西政权发动进攻,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明副将曾英等部在重庆、今四川宜宾等地击败大西军;南明督师王应熊、总督樊一蘅在遵义誓师,命令各路明军会师攻击大西政权。各地对大西政权不满的缙绅和民众趁机起事,刺杀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吏,甚至有一县之内在三四个月内连杀十几个县官的。还有的地方用马粪涂抹大顺年号,改成南明的弘光年号。到这年年底,南明军队已在重庆、内江、嘉定、大渡河所一线集结了数十万兵力,在成都以北的茂州也有军队屯驻、形成夹击成都之势。

    张献忠张献忠性情暴燥,称帝后更发展为残忍嗜杀,常因小事屠戮身边近侍和朝廷官员。对于四川到处出现反叛,张献忠异常愤怒,认为四川“百姓等已暗通敌人”,不但杀死了许多归顺的官员和缙绅,还屠杀了许多居民。顺治二年七月,张献忠在成都残杀了大批居民。领兵在外的孙可望听到消息后愤闷感叹说:“吾侪数年辛苦,是为百姓受之,今付东流,可不惜哉!父王为此,实不思已甚。父王为百姓之首,如一身之肢体然。今手足已去,其头安能独存哉?有王无民,何以为国?实不啻空有王名而已。”言毕痛哭不已。由于执行这种错误的屠杀政策,大西政权迅速衰落。

    顺治二年(1645年)底,清廷在初步平定江南之后,也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大西政权。这年十一月,顺治帝发布劝降诏书,要求张献忠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这次招降遭到拒绝。于是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大军入川征剿张献忠部。此时张献忠仍在全力对南明军作战。三月,南明杨展部在成都以南大败大西军,占领川南各县。大西军十余万人向东欲开辟入楚道路,再次战败,只得退还成都。五月,南明总兵曾英等部开始向成都方向进攻,而清军豪格部也已达汉中,大西政权受到南北两方面的巨大威胁。

    这年七月,张献忠决计放弃成都,向北插入陕西,再同清军周旋。于是放火焚烧了蜀王宫殿和城中民房,把各种金珠珍宝投入江中,并且乘醉将自己唯一的幼子扑杀,而后弃城都北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率重兵从行。

    十一月末,张献忠的大西军主力行至川北西充县境内,而清军主力也到达了今四川仪陇的南部县,两军相隔不过百里。大西军并不了解清军情况,而清军则因有大西军保宁守将刘进忠投降,对张献忠的实力和营地了如指掌。二十七日凌晨,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兼程奔袭至西充大西军营寨。其时大雾迷漫,大西军哨兵报告近处有盔甲声,张献忠以为是煽惑军心,立斩哨兵数人。但不久后又有探兵入营急报,满洲骑兵已在对面山上。张献忠闻讯带亲兵和太监数人到营外凤凰坡探察虚实,被清军的弓箭射中,当即死亡,时年41岁。

第251章 清朝(5)() 
张献忠突然去世造成大西军各营惊慌失措,十分混乱,无法组织抵抗。清军乘胜攻破了大西军所有营盘,斩首数万人。大西军奔溃四散,只有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收集了数千残部和万余名家口,经顺庆府南逃,始终组织严紧,并且一直坚持大西国号。这支大西军几经转战,于第二年春进入贵州,而后进攻云南,以云南为根据地,成为抗清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圈地令

    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清军入关,五月进入北京,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北京举行定鼎登基礼。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把中原地区当成自己的战利品,从入关之日起就开始了对关内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入关之前,清朝皇帝、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和八旗兵丁在辽东拥有大块庄田和份地,役使带有农奴性质的庄丁进行生产,是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清廷定鼎北京之后,皇室贵族和八旗官兵倾巢入关,急须在新的地区建立起一套符合其传统习惯的经济制度。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建都北京后立即着手解决所谓“旗地”的问题。

    同年十二月初,清廷开始讨论清查无主土地,安置满洲庄头的问题。顺天巡按柳寅东提出为避免旗民与汉民杂处而生事,应使满汉界限分明,为此则不如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之多少,使满洲自占一方,然后以查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柳寅东的这一建议基本上为清廷采纳。十二月二十三日,顺治帝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谕令还提出“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这就是所谓“圈地令”。

    青玉鹰首镇纸圈地令颁布后,各旗官员持户部颁给的绳索到京城四周的广大农村丈量圈占土地,掀起了一个长达数年的圈地狂潮。根据公开发布的命令,八旗圈占土地应是无主荒地以及被推翻的明朝贵族的土地。但在实际上,这些“荒地”常常是已有人耕种,特别是为了实行满汉分居、各理疆界,官员强迫各地居民迁徙到他乡他县,甚至数百里之外,以贫瘠荒地兑换农民已有的土地,已经完全是一种公开掠夺了。后来随着八旗官兵入京数量的增加,当局只是根据需要在京城附近地区大肆圈占土地,根本不再考虑土地有主无主。

    经过顺治前期连年的圈占,京城附近地区被占田地多达十几万顷。有些州县几乎完全是旗地旗丁,而没有民田民户。直隶密云县明代原有田亩2700多顷,至康熙末统计仅存民田六百多顷。被圈占土地的农民被驱逐出原地,流离失所。一些人奋起而反抗,在北京、永平、保定、河间、承德等府都发生过抗拒圈地的汉民武装斗争。另一些人为生活所迫,只得投靠旗人,充当农奴;有些人甚至在圈占的逼迫下带着土地投靠旗人,向其交纳租银。这些投靠者被称作“投充人”,当时约有四、五万人之多。

    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八旗圈占土地的格局大体确定,虽然由于对勋臣贵戚的恩赏及增设新牛录、旗地调整等原因,仍然有新的圈地活动,但规模已经很小。直到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为了维护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提出以镶黄旗旗地与正白旗旗地交换,其土地不足之处,另圈民地补之。这实际是以换地为名,再一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次圈地引起了包括一部分满汉高级官员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反对,但鳌拜等人一意孤行,坚持换地圈地,共迁移镶黄、正白二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圈换土地31万余晌,严重破坏了生产力,重新激化了在康熙初年已有所缓和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康熙八年(1679年),康熙帝铲除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权力,立即宣布废除圈地制度。他在给户部的谕令中说:“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至此,清朝初年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圈地运动基本结束。

    剃发令

    满族习俗,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一圈,只留顶心头发,编成发辫垂于背后,除家丧国丧要百日不剃外,四周头发不可蓄长。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后,要求投降或归附满洲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都必须剃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后,传令百姓,凡自行剃发者收养不杀,已经把剃发与否当作是不是投降的标志了。在辽东,这种强迫汉民剃发的做法曾经激起过汉民强烈的反抗。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大举入关,对于剃发问题仍然坚持传统做法。这年四月,前明将领吴三桂在与李自成军激战危急中到清军请降,多尔衮要求吴三桂立即剃发盟誓,才出兵救援。击败李自成军后,多尔衮又于当日令山海关内外军民皆剃发,清军于五月入京,一路上纪律严明,较受民众好评,但多尔衮在沿途明令官民人等剃发,又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一些官民向多尔衮请求保留旧俗,多尔衮竟说:“我存若辈头,若辈乃惜此发耶?”由于坚持剃发,北京及附近居民大量逃亡,有些地方的民众还组织武装抵抗。这种局面对于刚刚入关还立足未稳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是不利的。

    在清军入关后不久,南京的故明官员建立起弘光南明政权。为了争取民心,一统天下,清廷接受吴三桂等人的建议,一度废除剃发之令。五月二十四日,多尔衮宣布“天下臣民,照尽束发,悉从其便。”此后对新征服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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