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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牺牲，新竹沦陷。七月下旬，徐骧和刘永福联合反攻新竹，在城外三里的十八尖山上激战终日，大小战役二十余次，但因武器不良，只好退守大甲溪、台中、彰化一带。八月下旬，日军南犯大甲溪，徐骧和刘永福部将吴彭年同守大甲溪。吴彭年伏兵于大甲溪旁，突然出击，日军大败，溃退北渡，徐骧的伏兵又大呼横截，日军纷纷落水，死亡无数。激战数日后，因日军收买汉奸土匪袭击，日军才强取大甲溪。八月底，日军进犯彰化，抗日军民奋勇抵抗，双方在彭化东门外八卦山展开激战，击败日军主力师，日军少将山根信成毙命。后日军收买汉奸，由小路抄袭义军。义军拚死抵抗，吴汤兴率30人冲向敌阵，中炮牺牲，吴彭年率300勇士死守八卦山，全部英勇战死。徐骧率众冲锋肉搏，突出重围，退往台南。台中、彰化失陷后，刘永福急派王德林率军守嘉义城，派杨泗洪率军反攻彰化，高山族人民纷纷起来抗战，派遣700健儿参加徐骧的义军。义军虽多次反攻彰化，终因补充极度困难，无力克复。
手持原始武器的台港高山族抗日义士十月上旬，日军近卫师团在不断增援的情况下，倾巢出动海、陆、步、马、炮全力进攻，台湾军民英勇奋战，日军才用很大力气侵占了云林、大莆村。接着大举进犯嘉义。嘉义志士林昆岗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和守军王德标部合力抗击日军。王德林在城外设地雷诱敌，一举杀死敌人七百余。后来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窜进城中，义军浴血巷战，逐街逐屋地争夺，杀伤日军无数，日军近卫师团团长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也受重伤而毙命。日军死伤甚重，气急败坏，疯狂进攻。而台湾军民死命苦战，林昆岗发誓说：“如果天命绝我台湾，今天一战当先把我打死！”闻者奋战。此时军民已饥困寡不敌众，林昆岗英勇战死，嘉义城破，王德林奋战阵亡。日军用了重大代价夺取了嘉义，接着包围台南。
第293章 清朝（47）（）
刘永福黑旗军和徐骧等路义军在嘉义失陷后仍坚持抗战。日军第二师团在台湾南部枋寮和台南以北的布袋口登陆，配合近卫师团夹攻台南。布袋口登陆日军与义军大战于曾文溪，徐骧率义军和高山族勇士死守曾文溪，战至枪弹继绝，仍持短刀迎击敌人。徐骧持刀督战，大呼“此地失守，台湾就完了，我是不愿偷生还大陆的。”于是与从者五十余人皆战死。十月中旬，日军夹攻台南府城，刘永福率军驻守安平炮台，城中绝食，守军溃散。十九日刘永福兵败返回大陆。二十一日台南沦陷。
台湾人民经过五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抗击了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000多人。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在此后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时间里，台湾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侵略，要求返回祖国的斗争从未止息。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举国悲愤。第二年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这时恰值北京进行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三月八日，康有为同梁启超、梁小山自广州入京应试。云集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忧国心情都很沉重。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全国立即掀起反对割地求和的浪潮；京师舆论大哗，“士庶之心益愤，旦夕汹汹”，应试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四月二十二日，在康有为发动下，先有广东梁启超、湖南任锡纯等上百人联名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要求拒签对日和约；各省举人继之“连日并递”，致使“章满察院，衣冠塞途”；特别是台湾籍举人“垂泣而请命”，路人见了无不为之哀痛。康有为深感“士气可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于是就邀请十八省应试举人于五月一日在宣武门外的达智桥松筠庵谏草堂集会。会上，康有为登台演说，声泪俱下，痛陈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内容和不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提出大家要联合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朝政，变法维新。到会的举人一致决议联名上书皇帝，并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于是康有为昼夜疾书写就一万八千言上清帝第二书，又由梁启超、麦孟华赶抄数份分送给应试举人传阅，得到各省一千三百多举人的同意，并有六百零三人签名。五月二日，康有为率众举人将上清帝第二书递呈都察院，转奏光绪皇帝。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车接送被征举的士人进京，后世就将进京会试的举人称“公车”）。“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特别指出：台湾一割，民心散失，列强必将接踵而至，“外患内讧，祸在旦夕”。因此，向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长安、练兵抗战、变法图强四项主张。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应该先下“罪己诏”，如由皇帝“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以“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士气耸动，慷慨效死”。其次，应下“明罚诏”，对主和辱国的、作战不力的将帅，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予以处罚；对将帅、疆吏有功绩者，予以旌赏。最后，应下“求才诏”，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主张迁都长安，扼守函谷关、潼关，奠定丰镐。这样，“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练兵着重选将和购械。选将“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再命各地绅士举办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假使有“忠义沉毅慷慨和兵之士”，要“不拘资格，悉令荐举”。购械则“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向外国广购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
上述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至于“立国自强之策”则为“变法成天下之治”，应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
关于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其中，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二、铁路；三、机器轮舟；四、开矿；五、铸银；六、邮政。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主要是讲求西学，改革科举，普及教育；提出“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强调“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变通新法”，还改革官制，实行“议郎制”，每十万户中公举一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谘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开会讨论，实现“君民同体”、“共赞富强”。“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士人干政”的禁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
“公车上书”受到了顽固派阻挠，都察院以马关条约“既以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因而此书没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然而，“公车上书”不胫而走，印发行销数万册，其变法主张得到广泛传播，影响遍及全国。美国公使田贝读后也为之震惊，亲索其稿。一时间，“公车上书”辗转传诵，致使康有为众望所归，维新派名声大噪。“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标志着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开始变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
百日维新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面对危局，朝野沸腾。“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公车”一词是借用汉朝举孝廉（由地方推举的士人）乘公车赴京的典故。当时，人们用“公车”作为应试举人的代词。
囚禁光绪皇帝的中南海瀛台1895年春，聚集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举人听到了马关条约的内容，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也在其中，他们立即发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绝批准这项条约。接着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都上了书。台湾省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广大台湾人民坚决表示：“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上书都由都察院呈送，该院门前一时人群聚集，议论激昂。但是，这些分散的上书，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康有为便决定联合18省举人共同上书。他用两天时间起草了一封长达15000字的上皇帝书，在宣武城松筠庵谏草堂邀集举人讨论。据他记述，签名参加上书的有1200多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5月2日，他们将上书向都察院呈递，要求上达光绪皇帝。在上书中，康有为首先陈述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日割地赔款，势必丧失人心，引起列强灭亡中国的恶果。他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光绪皇帝当机立断，采取四项措施：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即颁罪己明罚之诏以抚慰、鼓舞人心；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即迁都西安，以利再战；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即把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即发愤变法，行“富国”、“富民”、“教民”之法。还提出由各省士民公举“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国家内外大政。康有为认为在这四项措施中，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策”，后一项才是“立国自强之策”。
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受。这次上书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抵抗外国侵略，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独立富强的愿望。它虽然未能挽回条约已经签字的既成事实，但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