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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运动中与帝国主义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条约签订后的这年秋天，慈禧太后回到了北京，她进宫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挖掘逃跑之前埋藏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当她发现这些东西没有丢失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几天后，她又接见了各国驻华使馆的夫人们，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着眼泪，表示今后要竭尽全力，与各国搞好关系。至此，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奴才。
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了，但它阻止和打乱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也使清政府暴露了反动的真面目。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八国联军的总司令瓦德西不得不在日记中承认：“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的生气，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日本，都无法统治这天下四分之一人口，所以，瓜分中国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收起了瓜分的计划。
西太后回銮
辛丑条约签定后，列强在北京、直隶的占领军分别于1901年9月17、20日撤退，随后结束了“天津都统衙门”殖民政府，撤走了在上海的侵略军，列强的活动转向催促西太后回京，履行条约。
西太后以为和约已有眉目，在各方面催促下，于1901年7月间宣布将于9月1日动身回京，但后来又以种种借口推迟。究其原因，是和约未订，洋兵未撤，心存疑惧，不敢遽然北返。直到10月6日西太后才出潼关，打算经河南、直隶回北京。头一天，军机大臣们先行，起程当日，先是行李车、前导马队、太监和穿黄马褂大臣，然后是西太后等人，乘黄缎轿自宫中出，“士民皆伏地屏息”。其后是皇室贵族、扈从大臣和装档案的车辆。西太后发卒数万人，带着各省进贡的六七百万两私财，行李车就有3000辆，金银、绸缎、古玩尚不胜载。在出发前颁布的上谕指示“所经过的各州县，要竭力预备皇差”，凡打尖和住宿的行宫，必须房屋宽大，扮饰一新，悬灯结彩，并且摆上奇花异草达数百盆之多，其实在此只不过吃一顿饭而已。各州县供给伙食，一次就是数百桌。故此当时走到每个州县，见有支应局所搭的临时厨房席棚，就占了半条街那么大。所经之路称为御路，修成马路的样子，临时还需用“黄土垫道，净水泼洒”。30里设一行宫，驻跸之地，每晨须进燕菜一味。临潼县是接待的前一站，预备的皇差被前导王公仆从抢掠殆尽，西太后到达后补办不及，该县署县令在她震怒之下几遭灭顶之灾，后来还受降级处分。“于是郡县承风，各除道、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以待幸，作者数万人，费亦各数十巨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一站的费用，要高达5万两银子。洛阳沿途烽候堆房，皆一律新修，焕然耀目。
西太后于11月5日在巩县过洛河，“已造成浮桥，皆用民舟联属；上覆以板，板上更用土平筑，宛如周行大道，行宫即在河畔。”12月12日，两太后一行抵开封，省城全体文武官员到城外迎接，行宫设备极为华丽，“俨然有内廷气象”。西太后在开封滞留一个多月，表面上是为举办“万寿大典”，张张扬扬地活动一番，实际上是假做寿之名，行观望之实。1901年11月7日，清朝重臣李鸿章病死，这也使得慈禧太后对北京形势和各国对她的态度不甚了解，不敢贸然北行。
西太后在开封踌躇不前，引起各国公使的猜测和焦急。他们通过袁世凯向西太后表示“驻兵亦不足为虑”，并提醒她：“启銮既有定期，不可再改，恐生枝节”。她得了此信，又听取了奕的汇报，才动身回京。临行前，又“检束行李，全城纷扰，一如在西安启銮时，打捆者、扛抬者、传夫者、索马者，纷纷扰扰，喧呶不绝。地方办差人员，无法应给”。
1902年1月3日，西太后等人从河北正定乘火车赴保定，选定日子，于7日乘火车到达北京马家堡车站，下车后，乘舆经永定门、入正阳门，回到禁城。她进宫做的头一件事，就掘逃跑前埋藏的金银宝器。接着便大修颐和园，穷奢极侈，日费4万金，歌舞无休日。1月18日接见了各国驻华使节。2月1日，西太后“非常亲切地”接见了外交团的夫人们。
西太后返京后，根据帝国主义的意旨，惩办了“祸首”；废除了“大阿哥”溥亻隽；对镇压义和团有功，及与列强勾结有功的重臣如荣禄、奕、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人，或加俸、或添衔，备极荣宠之恩，甚至连英国人赫德，也捞到了“太子少保”的头衔。
苏报案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胡璋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了苏报，内容多是市井琐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湖南人陈范接办，开始宣传改良，倾向革命。两年后增设了“学界风潮”一栏，支援不断高涨的爱国风潮，成为东南部学生界有影响的报纸。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成立后，学社及教育会中的一些教员轮流为苏报撰稿，苏报馆每月资助爱国学社部分经费。实际上苏报已成为爱国学生和教育会的机关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一日，苏报聘请章士钊为该报主编，章炳麟、蔡元培等为撰稿人。章士钊就担任主编的第二天就写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引起舆论界注意。随后，苏报又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客民篇以及署名“爱读革命军者”所写的读革命军一文。说革命在于“去世袭之君主，排满汉特权，覆一切压制之尊”。推崇此书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材书”。六月十日，苏报又刊登了章炳麟所写的序革命军。尔后又摘录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鼓吹革命，驳斥康有为的改良政见，并斥光绪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这些论文和介绍文章，对当时的广大读者有极大吸引力，使清政府极为震怒。清政府商约大臣吕袁海，在四、五月间函告苏州巡抚恩寿；对上海租界内热心少年聚众闹事、希图作乱者要严查，并在一定时候密查严办。于是爱国学社和教育会及苏报馆都受到清廷的监视。苏报刊登邹容、章炳麟文章后，清政府官吏与租界工部局相互勾结，于七月一日，由租界的外国警探和清廷的中国警探到爱国学生逮捕章炳麟、蔡元培等人，同时去报馆逮捕陈范及其子陈仲彝、管帐的程吉甫，苏报馆办事员钱允生、龙积之等八人。蔡、陈躲过，只逮捕了章炳麟等五人。邹容出于义愤，自动投案。七日，苏报被封。
苏报案发后数日，各国领事与清朝官员频繁接触，清廷最初同意在租界内审判。由英租界会审组织额外公堂，于七月十五日对章炳麟、邹容、程吉甫、钱允生、陈冲彝、龙积之六人提起公诉。承担审判的清政府官吏为孙建臣、汪瑶庭、英国副领事迪比南。清廷律师为古柏及哈华托。章炳麟、邹容的律师为博易和琼司。清廷代言人指控苏报犯有如下罪行：自五月初五至初十报上报载的文章都是蛊惑民心，驱逐满人匡辅真主，污蔑今上的大逆不道之行。又指责章、邹二人的罪行是：故意污蔑清皇帝，抵毁挑拨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行为不轨。章邹二人在公堂上坦然自若与之斗争。邹容慷慨陈词，说“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章炳麟在法庭上答道：“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作书驳之。”最后清廷无故判章、邹极刑处死，并以重金贿赂租界当局，企图把章、邹引渡到南京杀害。消息传出后，上海及全国各地舆论大哗，连国外的一些报纸也发表评论，指责清廷判决有误。清政府和租界当局面对舆论，束手无策，被迫于八月重审，宣布陈仲彝、程吉甫、钱允生等人无关紧要而释放，而判处章炳麟、邹容永远监禁。这个判决当堂遭到博律师的据理反驳。此案于是处于停顿中。最终在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下，清廷企图“引渡”的阴谋破产。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租界额外公堂再次开庭复审，改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算起，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在狱中不堪屈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三日病死狱中。章炳麟在狱中坚持斗争，曾在狱中撰文答新闻报记者，斥责清政府，宣布代表四万万人民，“志在流血”。还绝食七天以示抗议。这年六月，章炳麟出狱，出狱后被孙中山派人接往日本。苏报案的发生，促使更多的人倾向革命，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光复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东南沿海的出国留学人数逐年增加。这批青年出国后，眼界大开，思想十分活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江苏籍学生杨廷栋、杨荫杭等人在东京创办出版了译书汇编，用以介绍和宣传民主思想，这是留日学生倡导创办的第一种刊物。随后在日本留学的江苏、浙江籍学生纷纷成立了许多团体，宣传革命，从事反清斗争，声势越来越大。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欲“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主张以宣传、起义、暗杀为斗争手段，不久后该会成员陆续回国。浙江籍学生龚宝铨被派到上海从事反清活动。龚宝铨抵达上海后，便着手组建暗杀团。暗杀团的规章极为严格，由于人数很少，力量弱小，不宜开展活动，于是龚宝铨就想扩大组织，这时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听说此事，便要求参加。于是，在暗杀团的基础上，把原规章做了详细的修订，筹备成立新的组织。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光复会，又称复古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