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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长沙）、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由陈独秀委派）；马林、尼可尔斯基（共产国际）也列席了大会。
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
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浚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
董必武像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
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日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
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
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
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
第311章 民国（7）（）
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
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
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
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
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
后来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建议去嘉兴南湖，她在那里读过书，游人不多比去杭州近便，众人称善。
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账房先生代租画舫。
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中共“一大”会址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
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沏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
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二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要求党进一步提出明确、具体的革命纲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斗争。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了九国公约，确认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原则。并达成解决山东县案条约，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规定中国必须“将胶州德国旧租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及其他合法职业。”会议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独霸的优势，却又造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并为美国实现其控制中国的计划创造了条件。
华盛顿会议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造成他们分别操纵的中国各级军阀之间的混战日益加剧。1920年爆发的直皖战争，正是美、英与日本矛盾斗争的反映。结果皖系军阀失败，北方政权落到了直、奉两系军阀手中。为了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奉系失败，撤回关外，张作霖宣布“东北自治”。从此直系军阀独占了北京中央政权，并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价值200万美元的军火，又从英帝国主义那里获得150万英磅的借款，打起“武力统一”的旗号，连续发动了对四川、湖南、福建等省的军阀战争。各省地方军阀，为了抵制直系军阀“武力统一”政策的推行和保住自己的地盘，则唱起“联省自治”的高调。对于所谓“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的本质，正如桑和森曾指出：“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选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中国的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极端混乱的境地。
由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封建军阀连年混战，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更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