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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征
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广泛推行，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部分红军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当地斗争。
在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政治局既没有讨论，又没有做深入的政治动员，在军事上又不能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地歼灭敌人，而是让红军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转移，使红军陷于被动。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到达湖南通县时，只剩下3万人。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顾一切，仍然坚持去湘西的计划，使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国民党已判断出红军向湘西转移意图，便集结重兵，阻挡两部红军会师，并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主张到1934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1934年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边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了会议，重申创建川黔根据地，并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会后，红军打响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4个团，乘胜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长征中的毛泽东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决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采取高度灵活的还功方针，一渡赤水河，进入川领边扎西。2月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3月中旬，红军迅速跳出敌合围圈，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随后，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滇军援贵之际，直插云南，作威胁昆明夺势。接着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进入川康边境。6月，红军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占领了四川懋功，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7月，红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朱德、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随后，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自恃枪多势众，要挟右路军和中共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巴西紧急磋商，决定迅速离险区，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约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告张国焘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攻克甘南天险脂子口，越过岷山，到达哈达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西甘支队。9月27日占领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之后，中共中央率部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结束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窖堡，及时解放了刘志丹等被迫害的干部，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第320章 民国（16）（）
张国焘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奉命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转移。随后，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损失严重，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时相比已减员过半，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两支部队会合以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电令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会合。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主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经过整整两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跨越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宁、陕等12省，经过汉、苗、壮、彝、藏、回约2亿人口的不同民族地区，总路程达2�5万里以上的长征。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相当大的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革命的中心由江西移到陕甘，迎来中国革命的新曙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遵义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严重挫折，加深了许多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博古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博古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中央苏区建前工作的不力等等，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辩护。然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也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完后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议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但是，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改组了中央的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华北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进一步吞并中国的狂妄野心，于1934年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声明”，声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为此，他们于1935年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新的侵略，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制造了华北事变。
是年5月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到长城附近坚持抗战，当地4